一张成本为10元左右的公交IC卡,在各地的发行销售中,纷纷涨了身价。北京、成都、武汉等收押金20元,上海、郑州等收押金30元。一时之间,众议纷纷,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更是一纸诉状,把官司打到了法院。
一张成本为10元左右的公交IC卡,在各地的发行销售中,纷纷涨了身价。北京、成都、武汉等收押金20元,上海、郑州等收押金30元。一时之间,众议纷纷,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更是一纸诉状,把官司打到了法院。
将原先的纸质月票、车票,换为有科技含量使用方便的IC卡,应该算是各地公交系统的一项改革,其目的当然是方便百姓乘车。不过,我们看到,和许多打着“公众受益”旗号进行的改革一样,公交“一卡通”的推广使用,不仅让消费者承担了所有成本,还以高收费的方式剥夺公众,更有巨额押金、利息去向不明之下的“无本万利”。
比如,目前上海市场上流通的公交“一卡通”约1500万张,押金总额高达4.5亿,年利息额高达1130万元;成都80万张卡押金1600万元,年利息40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霸王条约”:上海公交卡公司规定,卡片弯折或严重污损,不退押金;卡内余额高于10元(含10元),退卡时要收10%退卡费。成都规定,IC卡丢失不能挂失,办新卡重新交押金。
毫无疑问,所有改革,哪怕只是一些小小的变革,都需要付出代价和成本。把纸质车票换成IC卡,要加装刷卡设备,支付卡片费用等。其最终受益者,是乘车人,同时也是公交公司——至少,它降低了人工售票的成本,消除了纸质车票的印刷费用。可是,公交公司并没有承担相应成本,费用全部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不仅如此,一些部门还从中获取了利益,比如去向不明的押金、利息。
这一笔巨大的资金沉淀去了哪儿?成都市公交集团营运部的负责解释说,城区设置了30多个网点,每年在发行上的投入将近500万元,这也是一笔成本费用。以前每年亏损1.3亿元到1.5亿元,使用IC卡后,每年的亏损降到了9000万到1亿元。
听这话,是指望IC卡来补偿发行成本、降低亏损的。仅凭一张小小的IC卡,发卡公司就可以“空手套白狼”,毫无风险地取得可以随意使用的巨额资金,如此天上掉金子,不拣是傻瓜。并且,我发现,从小小的改变或曰改革中获益甚至套得真金白银的,绝不止公交系统一家。
大家可能还记得当年的火车票,小方块的硬纸票,后来改“软票”了,每张收费2元,说是为了推广新系统的临时性收费,可竟然就“临时”到了现在。
再有今年10月,民航系统全面推行电子客票。原先综合价值20元的纸质机票,改为成本不足1毛钱的“行程单”之后,航空公司一年就节省了16亿。民航受益了,可由于整个运营管理系统的不完善,乘客的麻烦随之而来:网上支付不方便、签转出现问题,被假票欺骗。专业人士说,原先的机票采取了特质纸张,要复印好几联,很难作假;电子客票用普通纸打印,容易假冒,乘客购票要小心,要认真核对。看看吧,电子客票让航空公司省事了,节约了成本,负担麻烦呢,全由消费者扛。
当然,电子客票是国际惯例。我们的许多改革,都有国际惯例做支撑。可别人的国际的惯例,是建立于信用完善,支付方便,管理严格、竞争充分的基础之上,我们呢?上海公交卡公司就说:“一卡通”收取押金完全符合国际惯例;而纽约、巴黎、伦敦等国外大城市的惯例是:根据卡内存入金额的高低,给予消费者优惠折扣,或者免卡费。
社会改革时期,公众要经历许多“以旧换新”的转变。小到公交IC卡,电子客票,大到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等方面。这些年,我们也确实经历了种种改革——国企改制中,大批工人下岗了;机构精简中,不少人被分流了;教育改革中,家长承担越来越重的费用;医疗改革中,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
我承认,这些都是改革必然经历的阶段,必须付出的成本。但是所有这些成本,如果都是让老百姓来扛的话,愿意改革支持改革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更有甚者,一些改革,实际上是某些部门、少数人受益,大多数人吃亏。一些由既得利益集团、由垄断行业、由权力部门主导的改革,往往如此。它们关注的不是公众福利的提升,而是自己能否受益。如此,所谓的改革,也就变成了一场利益再瓜分的游戏。
成功的改革,最终是为了提升全社会的福祉。改革过程中这样那样的付出,必然要有人承担。合理的成本分担,才能保证多数人对改革预期持以乐观态度,而不是遭受“盘剥”的被动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