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诸多产业中，“高铁”与“核电”取得了成功，国家在十二五中又将其列为发展产业中的“重中之重”。但是这些发展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世界先进技术的依托和吸收方面具有一个较好的“中国模式”。但是同样的这种模式是否能让信息技术在较快时间内取得突破吗？

       我们来看信息技术的关联产业有哪些：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移动通信高端技术产品、网络技术、卫星定位、无线互联等等，这些我们还仅仅学到和做到了一点点皮毛，继续发展下去我们遇到了更高的“门槛”，也可以称为发展“瓶颈”。

      尽管炒作中中国“物联网”根本不配与高铁与核电相提并论。但因为被误称为“物联网”的信息技术则能够与能源和交通并列，故本文是在能源、交通、信息“三驾马车”拖动中国基本设施建设的前提下，才把他们并列在一起。

      1 高铁

      在国内，新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祖上任后，中国铁路发展方向发生转变，“充分利用高铁大投资为市场服务，但不再一味追求高速度。降速、安全、去豪华等思路在盛光祖上任后变得更加明朗”。日前，铁道部计划2011年6月底开通的京沪高铁将从设计之初的最高时速380公里降至300公里，此前一直饱受争议的豪华座椅将更换为普通座椅，由此未来列车票价可能也更加平民化。减速并不止于京沪高铁。铁道部曾委托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开发能够安装高速铁路和普通铁路两种信号系统的机车。这种机车跟一般的机车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可在高速铁路上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行驶。根据发改委的有关规定，这种机车牵引的普通客车票价标准应该参照1995年制定的普通列车票价执行，外界戏称之为“穷人的高铁”。

      高铁的跨越式发展使得铁道部背上了万亿债务，在垄断体制下发展起来的高铁挤压了原有的铁路版图，造成民众出行成本增加、出行选择减少。就连高铁的上一代“D”字头的“动车”成本有的比“K”字头的“快车”的部分车票价格几乎翻了一番。更何况“G”字头的”高铁了。例如从无锡到上海，普快（K）：动车（D）：高铁（G）的价格比例约为20元：40元：60元，即1：2：3。从北京到无锡的远距离车票动车也同样比普快高出一倍，将来高铁通车后自然会翻上两翻。“D”字与“G”字列车不适合现在中国民众的经济水平的矛盾越发突出。人们认识到，提速只不过是从旅客口袋里掏更多钱的“鬼把戏”。主导这场跨越式发展，并因此得名“刘跨越”的刘志军在2011年春节后不久因经济问题被“双规”、撤职；曾被称为“高铁第一人”、直接操刀高铁技术引进的张曙光也随后落马。一直喊着“提速”口号的中国铁路大发展在狂飙突进8年后终于降温。

      在国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任以来，决心修改美国的注重高速公路的一惯方针而准备改为大力兴建铁路，以拯救日益高腾的燃油价格的危局。加大电力在能源使用中的比例，策划中的高速铁路计划中，准备先期投资80亿美元，修建一条连接31个州、13条“铁路走廊”的高速铁路干线。这种计划得到日本、欧洲、中国等国的注目，各国要员纷纷游说美国政要以兜售本国的高铁系统。笔者还从日本的电视媒体中了解到，奥巴马政府将在加里福利亚州、纽约州和弗洛里达州率先树立“样板”，然后向其他各州推广。由于日本高铁线路采用全封闭方式，所以机车车辆为了轻型节能而做得比较单薄。相反，中国在引入高铁技术的时候顾及到碰撞安全，强化了车辆的抗碰撞强度标准。而美国线路同样做不到日本那样的全封闭，所以日本的标准难于满足美国的要求。另外中方在推销高铁时还开出了可以给予贷款的优越条件，因此而占有上风。面临安全等问题的困扰，日本方面忧心忡忡。对中国高铁在利用各国技术而颇有微词，力图挽回不利局面。我们曾解释过中国是怎样通过购买来引进、消化和改造世界高铁技术的，这才使得中国高铁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中国为了购买技术产品而债台高筑，至今未能偿还。中国国内高铁建设随之突飞猛进，里程数骤增。尽管日本的指责不无道理，但是，中国在花重金从不同国家买来之后做了改动，并且至今还大量使用着从这些国家不断购入的轴承等关键零件。所以日本等国很是无奈。其结果，高铁向美国这样的国家出口时或许会遭到一些知识产权上的指责，但是在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时，由于优良的质量、低廉的成本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等，自然会受到青睐。

      2 核电

      与高铁类似，中国为了发展核电从美国、法国等先进国家用重金购入核电技术，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情改造过的中国式的核电站早晚有一天也将会走向世界。不说核电设备至少核电工程建设能够更早地进入世界市场，就连韩国和日本，它们虽不及法国和俄罗斯。但也积极跻身于世界核电市场。

      美国和日本核电的拥有量各自占本国能源中的比例达到30%。而核电在中国大约是这个比例的十分之一。因此，中国的核电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笔者从日本媒体公布的数字来比较核电和风电的成本，比较发现，单纯从发电成本来讲，每度核电大约合人民币0.5元，而风电约为1.0元。但是，为了说服地区住民同意修建核电站，电力公司必须向当地住民支付补偿金，这么一来，两者的成本就几乎相同了。这还不算当发生事故时向周围住民花费的巨额补赔费用。例如此次福岛核泄漏虽然事态尚未平息，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开始在支付赔偿金了。包括土地低污、牲畜受害、农作物、水产捕捞和养殖等总赔偿金额那将是一笔足以摧垮该电力公司的天文数字。政府为了维持电力公司不破产，赔偿的很大一部分不得不转向国家的税收来支付。

      3月11日日本的的东北地区附近海域发生世界历史罕见的里氏9级大地震并引发的巨大海啸夺走了1、2万人民的生命，当地民众遭受了巨大的生命财产的浩劫的同时，福岛核电站在海啸中暴露了因设备老旧产生的安全隐患引发的大量核泄漏。福岛核电站始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核电站所有者的东京电力公司为了降低成本，使之在安全性上存在严重隐患。此次发生核泄漏开始时还在幻想着尽量修复，并非全面废弃，致使事态越发严重，产生了更大的核泄漏和世界性海洋与大气的污染。最终导致日本政府决定以福岛核电站为中心的半径20公里范围的区域被划定为禁止进入区域，原住民必须到区域外避难。笔者希望此事得到我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重视，从中得到教训。例如是否应该重新考虑作为我国十二五发展“重中之重”的核电工业将是否应该有所调整，在居民稠密的重庆市还能够按原定计划建造核电站，万一发生事故将如何救助该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民众等重大问题。

     3 “物联网”

     如果说中国发展高铁与核电是受到利好的经济数据的刺激，而2010“物联网”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中国2010“物理网”刚刚出台一年多，在全国各地以市为单位统计出的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的产值是如何杜撰出来的真是不得而知。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张冠李戴地夸大当前热门技术的产值以得到上级政府的褒奖。

      高铁与核电是两种存在着一定问题但非常“务实”的产业，但“物联网”纯粹被“炒作”起来的，它们都将被记录在中国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上。但是与高铁、核能相同，三者背后都有鲜明的政府决策背景。

      高铁与核电，其受益者自然是大型国有企业。“物联网”追跟溯源也是政府官员为照顾中国移动的“传感网”指示中演变而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向市场经济转型，但计划经济、政企不分的现象依然根深蒂固。

      中国倾全国之力打造的产业虽然能够得到跨越式发展，但是当出现问题时其代价将比市场经济国家所付出的代价要沉重得多。

      中国“物联网”包罗万象，根本不像高铁与核电那样单纯。传感网、网络技术、手机通信等等都被“物联网”牢牢“套”住，想缕出个头绪都很难。

      如果“物联网”就是信息技术的话，它的应用涵盖了高铁、核电等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就拿高铁来说，铁路信号是保证安全的关健技术。日本电视台在采访日本信号株式会社时，该社社长坦言，为了防止中国的仿造，把控制设备中那些原采用分立元件的部分改用成专用集成电路。这样在向中国出口设备时可以安心一段时间了。可见日本公司在防范中国企业的仿造方面用心良苦。集成电路的设计制造体现了信息技术的一个难点，因此仿造变得越来难度大了一些。有些中国人很有“创意”，既然高铁与核电经过改变设计能够变成“民族品牌”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那么把“信息技术”改名为“物联网”，是否也因此而“国产化”了呢？

      与“物联网”相比，在信息技术的发展方面，最近以来也有一些“明朗”的消息：

     （1）据新华社2010年11月28日公布的消息表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研制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实测运算速度可以达到每秒2570万亿次，居世界第一。这种计算机是由很多小型计算机并联而成的，而那些小型机的核心处理器是Intel生产的。当电视台采访到开发团队的负责人时问到”排名世界第一对民生有哪些积极意义时，被问者无言以对。因此这种排名竞争的心理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日本文部科学省也曾为得到这个“世界第一”向政府申请过大笔预算，日本众议院议员莲舫在裁减国家预算的会议上曾经直言不讳地问道，争取这个“第一”有什么意义吗？做第二、第三难道有什么不好吗？但是这种问责立即遭到几位诺贝尔获奖日本科学家的集体抗议，说是她不尊重“科学”。

     （2）2011年4月10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第八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北斗系统第八颗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的基本系统建设完成，我国自主卫星导航系统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为我国的空间信息安全、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

      那些居然能够把光纤传感器组成的机场防范用的传感器系统称为“物联网”“物联网”的追捧者们一定会把上述两项技术的成功都划在“物联网”的“功劳簿”上。

      4 从西方对中国政策所持态度折射利害关系

      从国外有些工业先进国家对中国政策的态度，有时像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我们的政策是否合理：

      （1）当它们“竭力反对”时：例如人民币汇率政策。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快速升值，于是美国几乎要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家，后因中国适度放宽了汇率政策，终究没有落入“黑名单”。因此汇率的适当管理，遭到美国的横加指责，说明汇率调控对中国是有利的。

      （2）当它们“喜忧参半”时：例如中国高铁的发展。由于美国在购入中国高铁上能够得到大笔融资，因此在利益上是“喜”。但对于法国、德国和日本来说则是“忧”，因为在20多年前他们曾向中国试图兜售成套高铁，但都被中国婉拒。中国却在短短的几年中一跃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跻身于美国的高铁市场竞标当中。这说明中国的高铁发展路线也还有可取之处。

       （3）当它们“置若罔闻”时：例如中国的物联网“大跃进”。这场中国国内的骚乱对西方各国不但没有损失，而且中国因纠结在不明不白的“物联网”上而大大延误了提升自身信息技术的速度，它们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它们不要高兴太早了：中国人民能够反省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炼“废铜烂铁”的大跃进，就一定会反省2010年的“物联网”大跃进。 

       西方各国的竭力反对、喜忧参半和置若罔闻三种态度表现出国家利益是否矛盾。我们由此可以从侧面了解到我们的功过和得失。

       5 经验与建议

       在中国，高铁与核电的建设和运行的受益者均非国有大型企业莫属。目前政企不分依然严重存在，政府的参与有时可以加大建设力度，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政企不分助长了“官本位”和官员堕落。甚至还会产生因政策偏颇造成的社会经济的极大损失、官员不作为和民风凋敝。因此笔者建议：

      （1）要以“科学发展观”看问题：不能再像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地那样“摸着石头过河”。30年后的今天，粗放发展的中国经济的很多弊病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共识，国家发展的每一项决策都要通过认真思考并征集各种不同意见。

      （2）要加快实现市场经济：如何使主观意识的东西受到客观实际的检验，这就要求中国更快地放弃“官本位”，更早地实现政企分离，更坚决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3）官员要树立“以民为天”的思想意识，发展生产为的是民生，不要凭追求GDP的数值提升来哗众取宠和邀功请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