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正在成为银行业与互联网业走向未来的共同入口。

　　往深想，支付本质上是网络金融的基因载体。支付拥有金融、信息双重基因。金融业走向互联网的过程，是它的金融基因向信息基因的转基因过程。支付的基因变异，在背后支撑这两个行业走到一起，融为一体。

　　支付很可能成为整个互联网金融问题的核心。破解支付之谜，直接等于破解网络金融基因之谜。

　　从货币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过程中，中介将发生从一般等价物为主，向一对一“情境定价”(Contextual Pricing)为主的转变。支付的寿命，可能超过货币。因为货币只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支付中介，但信息可能成为一对一形式的支付中介。支付可以一仆伺候二主。

　　支付的基因变异，正是发生于它从前一种中介(作为融资中介)，向后一种中介(作为商品交换中介)的重心转移之中。把握了这一点，你就可以站在统领全局的高度，从眼前扑逆迷离的迷雾中，排除细枝末节的干扰，把握住大势。

　　思考互联网金融中支付的本质

　　根据我的体会，理解支付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网络金融本质。对本质理解得深，对支付问题想得就透;对本质理解得浅，就不免表面化、跟风犯晕。

　　为了深入理解正确答案，我们先来排除一个干扰核心理解的错误答案。

　　什么是网络金融的本质?每个人都可以拿一个问题自测一下——怎么看“虚拟货币”——从回答中就可以看出对网络金融的问题想偏在哪里。对此想得不正，对网络支付也必然想偏，因为它们都涉及对中介本质的理解。

　　在我看来，虚拟货币不仅是解决网络金融问题的错误答案，并且最主要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它在关键岔路口同时误导了银行业与互联网业两拨人。

　　首先它误导了银行业人士。银行业人士对互联网人进入金融业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实际与此有关。他们总是不停在问我：马云到底是不是要办银行?无论回答是或不是，他们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一律是：马云到底是不是要办银行?依此类推，无穷反复，成了一个祥林嫂式的问题。

　　如果用精神分析法进行潜意识分析，银行业人实际上又惊又疑的是，难道互联网人真的要打货币的主意吗?看着又像又不像，像的方面在于，互联网人进金融业，不打货币主意，还能打什么主意;不玩货币，还能玩什么?不像的方面在于，如果打货币主意，这不是找死吗?货币的最终权力掌握在央行手中，你要敢玩货币，通过监管可以玩死你。但马云好像又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

　　互联网人士也被虚拟货币误导了，弄出了这币那币，就真的又惊又疑，担心自己是在印钞票，担心会被捉了去坐大牢。但他们本意根本不是想印钞票，他们的币只是“被”钞票。

　　当马云们进入金融领域时，想的根本不是货币这回事。比尔.盖茨说，“未来，银行业是必要的，银行是不必要的。”好像一个小孩子进入了花团锦簇的大观园，到处都是盛开的人民币(或美元)。他由衷地感叹，这里真是太好了。忽然，他发现了银行，觉得奇怪，银行呆在这里干什么?他不禁感叹，这里要是没有银行，就更好了。

　　原来，问题出在对“中介是什么”的理解上南辕北辙。从银行方面理解，中介一定是一般等价物，或一般等价物的替代物，是同质性的中介;从互联网方面理解，中介只不过是信息，或是表现信息的符号，是异质性中介。互联网人想进入金融业，看中的不是一般等价物，而是与一般等价物相反的异质信息中介。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马云说的“如果银行不改变 我们就改变银行”，不是说，我们要办一样的银行，做一样的事，而是说，我们要把银行利用的金融中介，从一般等价物主导，变成异质信息主导。从一对多的中介，变成一对一的中介。

　　这样一看，虚拟货币的毛病就来了。虚拟自然是指信息，货币是指一般等价物。虚拟货币就是信息货币，这相当于制造了一个自相矛盾概念：与一般等价物相反的一般等价物。如果互联网人进入金融领域就是要干这个——制造个“虚拟”的一般等价物来替代现有的一般等价物——那这件事就可以简单地还原成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的主张，“让私人发行的货币流通起来”。信息革命是奔着信息而来，是奔着与一般等价物正好相反的中介——信息——而来。如果互联网对金融中介的影响错误地聚焦在与信息相反的一般等价物上，岂非本末倒置，用异质之形，行同质之实，他们就把自己的本行给丢了。

　　所以说，虚拟货币这种问题，根本不是互联网业应关心的问题。互联网关心的是，把支付的基因，从一般等价物改造为它反面，也就是信息。这相当于在原来的基因前面，加个负号。而这样一来，银行业的攻击立刻就失去了目标，控制一般等价物的发行权，优势只在于保卫一般等价物，但对于根本无意于发行一般等价物，而专注于在一般等价物前面加负号的人来说，这是不相干的权力。

　　“童玲问题”：

　　回到银行出现之前思考支付基因

　　最近，我走访了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部，童玲女士提出的一个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的观点大意是，要理解互联网金融中的支付，需要回到支付的源头，也就是银行出现之前来思考。我认为非常深刻，抓住了要害。下面把它简称为“童玲问题”。

　　银行出现之前的支付，就是贝壳。童玲女士已经超越了一般等价物来思考支付的本质。贝壳-货币-信息，存在着正反合的关系。即“负的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负的一般等价物”。信息作为支付，与贝壳负负为正，具有否定之否定关系。思考互联网支付这个问题要想入门，根本不是从(虚拟)货币这个角度想问题，而是从“童玲问题”入手，也就是从货币的反面——即一般等价物的反面——想问题。这才叫信息革命，否则只能叫信息不革命。

　　互联网进入金融，在支付上不是做一般等价物的文章，而是做相反的文章(具体来说是做信息的文章)，到底有没有可能呢?这主要取决于支付是否具有非一般等价物的基因。这就是“童玲问题”的实质。第一个认真考虑“童玲问题”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在《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一书中，斯蒂格里茨对“童玲问题”的表述是这样的：“在分析货币和信用之间的关系之前，考虑非货币经济中的银行业是有用的。乍一看，这好像很奇怪，没有货币银行会存在吗?”

　　斯蒂格里茨在这里点中了银行业传统思维的盲区。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盲区，导致银行专业人士完全看不出互联网在金融领域到底在干什么，也理解不了支付的基因变异，还在琢磨用货币主权和监管对付互联网这种牛头不对马尾的事情，互联网金融实际上对支付干的事情，就是把它在更高层次上变回了贝壳——在地球村水平回到了产消一体化的村。

　　斯蒂格里茨解释“童玲问题”的理论框架，是“考察一下简单原始的谷物经济，并把它和货币经济做一番对比”。斯蒂格里茨的理论解释是用数学写的，容我“翻译”成大白话来简介一下。斯蒂格里茨首先以种子市场为例，模拟了一个物物交换的市场中，银行拿谷子当货币的情形。在这种所谓的“金融”服务中，“大概最重要的是征信(certification)，即判断谁是真正有诚信的”。意思是把货币充当的一般等价物功能，还原到最初的异质信息功能状态。经过均衡分析，斯蒂格里茨得出结论：“谷物经济根本没有任何‘均衡’问题：因为对种子的需求和供给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储蓄总是等于投资”。原因就是我16年前分析的，在直接经济中，生产与消费处于融合状态，因此没有供求不平衡。

　　斯蒂格里茨这时得出一个对于理解互联网支付基因十分关键的判断：“存款实际上是‘一种信用票据’(certification of credit worthiness)”。稍加延伸，我们就可以把这理解为：货币本质上是信息，而不是相反，不是信息的本质是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中介(货币)只是作为非一般等价物的中介(信息)的特定历史形式(特定历史指工业革命起，到国际金融危机止这一段工业化历史)。换句话说，马云们进入金融领域，不是要搞虚拟货币，复辟货币基因，而是恢复支付的信息基因，恢复支付在银行出现之前的本来面目。

　　马云说“如果银行不改变 我们就改变银行”，银行界一般都听岔成“如果银行不让我们玩钱，我们一定在玩钱上打败他们”。实际意思是，“如果银行坚持支付的一般等价属性不变，我们就把支付的数据属性发挥出来给他们看”(即：如果银行只会玩钱，我们就玩信息改变他们)。由于数据代表的信息属性，出现在银行之前，不仅一般银行，连央行都奈何它不得，因为不在央行的权力作用空间范围内。

　　斯蒂格里茨的理论，可以说是马云支付思想的数学版。斯蒂格里茨甚至实际上点出了将来银行会在哪个关键点上输给阿里巴巴：“尽管从原则上讲，每个卖种子的都能够亲自查证出票人(certifier)，但这样做成本高昂而且没有效率，其无效率程度几乎相当于直接获取每一借款人的信息。”对阿里巴巴来说，“直接获取每一借款人的信息”从金融角度看是零成本的。因为即使阿里巴巴不做任何与金融有关的事情，这些信息都是电子商务日常管理必须收集的。阿里巴巴上的每一位网商，都相当于斯蒂格里茨这里说的买卖种子的。

　　农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唯一区别在于，前现代条件下的征信，只能在非社会化的水平上(自然村的水平上)一对一实现;后现代条件下的征信，可以在社会化的水平上(地球村的水平上)一对一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金融恢复支付的信息功能，不是回到农业社会，而是在更高的信息技术水平上进化到信息社会，意在低摩擦地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一对一供求匹配。

　　斯蒂格里茨2002年做了一个天才的预言，预示了今天互联网金融支付的基因变异：“银行的信息服务/活动与它的贷款活动能够分离”。这就是阿里巴巴进军金融领域正在做的所谓“改变银行”的事。同时斯蒂格里茨也预言了今后几年公共监管政策(public regulatory policy)由于愚蠢和跟不上信息革命节奏而必然出现的对不上点儿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的文章当然也可以做在一般等价物上，也就是扬短避长地做银行的事，但从长期观点看，它顶多是搂草打兔子——顺带的。真要认真起来，相当于兔子自己往树上撞——不想活了。

　　体会马蔚华“两种支付”思想

　　马蔚华关于“两种支付”的思想，可以用来解释支付基因变异的逻辑线索，加深我们的思考：“银行具有两大属性，一是社会融资中介，即充当存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中介角色;二是社会支付平台，即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要通过银行进行结算。”

　　从互联网角度看，马蔚华这个思想是真正杰出的思想，是我们看到的银行界唯一搭在时代脉膊上的思想。

　　我曾当面跟马蔚华算过一笔账，在互联网时代，如果银行仅仅把自己局限在前一个中介体系范围内，顶多赚1.4万亿的钱;但互联网实际是给银行送钱来了，它把银行解放到后一个中介体系中，可以去赚10万至25万亿的钱。

　　这笔大账，德勤已在世界范围算清了，称之为金融行业的“业务发展新思维”，并具体总结为“商务服务+支付服务”模式。意思是，面对互联网的冲击，金融业不能再就钱玩钱，不能光做“存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中介角色”;而要转变支付基因，把文章做在国民经济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角色上。这第二种支付功能，需要第二种支付基因(信息)来支撑。

　　我去民生银行(600016,股吧)的时候，听他们一位行长已经在谈“支付+电子商务”，说明银行界还是有明白人的。我跟民生银行讲，运作“支付+电子商务”这种模式，初期可能考虑十分功利，只是扩大银行经营范围，到电子商务中去拉新客户;但这种模式的本意，是倒过来做，把原来作为金融副产品的信息业务，当作主产品来做，实现银行数据业务的主营化，并将银行的业务重心，从承接各行各业的融资佣金，转向承接各行各业融资佣金之外的主业收入。

　　这就要求支付必须从货币基因转向信息基因。

　　德勤已经非常具体地指出了转向信息基因后的支付，假借一般等价物的流转，实际要沉淀下来真正用来赚钱的异质信息包括：

　　供给信息：使消费者意识到他可能需要某种新产品或服务;

　　渠道信息：协助消费者经由他所喜欢的界面进入“商店”(如网页、移动平台或短信等);

　　找寻信息：找到所需要的产品;

　　探索信息：辨别可以满足自己的其他合适产品、商家或经验;等等。

　　举例来说，从支付卡中获得某消费者每40天买一管牙膏的信息。从支付的清算结算角度(即一般等价物角度)看，买牙膏带来的支付卡佣金收入是微不足道的，但将这个异质的信息卖给广告商，理论上说，广告商应把一半广告费交给银行。因为广告商打的广告，至少有一半是因为缺乏精准信息而浪费的，比如到第41天方才让这位消费者看到，或打给了一位没牙的老人。如果在法律许可条件下，开发支付的信息功能，提供信息增值服务，就可能大大降低国民经济中买卖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交易费用。这笔交易费用去年占中国GDP中的25万亿，也就是一半。

　　实际运行的问题和动向

　　在商业的实际运行中，据德勤研究，美国顾客信用卡每交易100美元，在月结账单上支付100美元给支付卡的发行人，零售商支付2%(2美元)的交易费用和获取费用，然后进入支付卡的清算，由接收行收取处理费0.50美元，最后零售商从100美元的交易中收到97.50美元。

　　引起争议的是，美国的商家协会指出，在过去的10年，技术成本不断下降，但交易费用反而增加了1倍多。在我国，张五常与韦森也争论过类似问题。

　　我的看法是，应区分同质与异质两种不同性质的交易。对批量化同质产品来说，经济越发达，技术越进步，交易费用应该越低;但对小批量异质产品来说，经济越发达，技术越进步，交易费用上升是正常的。因为这部分费用，严格来说，不应被称为交易费用，而应视为顾客为差异化需求付出的溢价，它带来差异化效用的提高。

　　在上面的例子中，零售商具有向支付卡公司购买增值信息服务的需求。这不能简单被视为交易费用，也可以认为是传统的交易费用转化为了信息的增值费用。零售商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得好处，一是如果他不向转基因后的支付方付出2%甚至更多的交易费用和获取费用，他可能支付的销售成本更高(例如30%的广告费中，15%可能被浪费);二是他能因为获得来自支付方的信息增值服务而更精准地逼近顾客的需求，因而从顾客满意度的提高中，获得高于平均生产成本定价的潜在好处(尤其是在Contextual Pricing中)。

　　当前，我国互联网支付领域的发展十分活跃。参与者虽然不一定从理论上明白以上道理，但实际运作，是在越来越向转基因的方向自然靠近。互联网企业、银行与运营商是其中的三大主体。相对而言，互联网企业更明白一些，已经在做;少数银行正开始明白并开始去做;运营商虽然不明白，但已经在做。银行由于中货币学派的“毒”太深，在支付转基因上存在天然障碍，存在近水楼台不得月的危险。互联网企业可能再次成为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