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富于创造力却又充斥着巨大破坏力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7月19日，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如是说。

　　早在年初就有媒体预测，2013年是世界的大数据元年。全球每秒钟发送290万封电子邮件，每天Twitter上发布5000万条消息，Youtube上传视频2.88万小时。目前大数据仍在以每18个月全球信息总量翻一番的速度膨胀。

　　据预测，今年互联网流通的数据若刻成光盘连成一线，长度是地球到月亮距离的5倍，如果印刷成书铺在地面，大小足足可以铺满52个美国。

　　人类正在被绑架到一个无隐私的真空世界

　　“从本质上说，大数据是互联网开放共赢、互联互动精神在新层次上的深化。”在这场名为“大数据时代的媒介文明与社会责任”的分论坛中，广电总局广播影视发展研究中心新媒体研究所所长吕岩梅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基础是庞大的网民数量。数据显示，1995年，全球网民数量仅为1600万人，到去年年底已达25亿人，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被刷新为50亿人以上。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新办原副主任王国庆认为，移动互联网带来了网络信息传播形态的深刻变化，它简化了上网方式、降低了上网门槛，让互联网的受益群体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收入差异、城乡差异、年龄差异而形成的数字鸿沟。”

　　大数据被一些人定义为“21世纪的新石油”，看似乐观的发展中，刘长乐有几分担心。“大数据时代，人类正在被绑架到一个无隐私的真空世界。”刘长乐认为，大数据时代中有可能爆发数据垄断的危机，并将催生出形形色色的数据弱势群体。

　　以Facebook为例，全球10亿人在同一个社交网络留下活动信息和线索，而这全部被一家公司所掌握，在刘长乐看来，这就好比把全世界的鸡蛋放到一个并不结实的篮子里，一旦篮子毁了，海量数据带来的风险和次生灾害难以预料。

　　大数据操作者认为，大数据对于不同的受众群体不会厚此薄彼。“也许这只是一厢情愿。”刘长乐说，数据在生成或采集过程中，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平等。一些信息记录通过博客、微博等自媒体及社交网络传遍全世界的同时，各种个人信息被当做商品待售甚至已经出售，“网上人肉”、各种艳照视频事件是典型依靠海量数据对弱势群体产生的摧毁性打击。

　　新闻集团全球资深副总裁高群耀博士也觉得自己成了实实在在的透明人。他笑道，社交网把人际关系数据化，微博把情绪数据化，职业设计网把过去经历数据化。“简而言之，微信知道你在干啥，百度知道你在想啥。”

　　刘长乐援引斯诺登的爆料说，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以30天为周期，从全球网络系统中接收970亿条讯息，再通过比对信用卡或通讯记录等方式，能几近真实地还原个人的实时状况。

　　“大数据像一辆巨大的推土机，瓦解着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信息保护。”刘长乐说。

　　传媒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期待和重任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认为，生态文明不仅仅局限于人和自然的和谐，还包括人与人的和谐，面对大数据带来人与人不和谐的潜在风险，传媒应该成为文明社会最重要的环节。

　　“这个时代，传媒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期待和重任。”刘长乐引用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里的话说道，“不同于印刷革命，大数据时代我们没有几个世纪的时间去适应，也许只有几年的时间。”

　　7年前加盟新闻集团时，高群耀被问及“前微软中国区总裁做传媒，你怎么改行了?”他笑道：“不是改行了，是行改了。”高群耀发现，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软硬件供应商和大众传媒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传统以文字为主的信息传播向音频、视频、图片和多媒体方向发展，传媒的服务由提供信息服务向提供平台服务延伸，传播手段也在向移动互联网延伸。

　　“人的注意力已经被电视、电脑和移动设备3个荧光屏所牵动。”高群耀说，这带来了IT、互联网、电信和传媒4个原本独立产业奇迹般地融合。

　　海量的数据带动整个IT产业向移动客户端延伸，赋予碎片化时间利用价值。高群耀说，人们使用手机已经多于牙刷，在一定程度上手机已经成为人的“数字器官”。美国网络杂志《60秒营销者》一项调研数据显示，65%的人宁可分享牙刷也不愿分享手机，每部手机上至少有50个应用程序，其中36%用于游戏，25%用于社交。

　　“我们都是数据的参与者，传统主流媒体已经不再是主流。” 高群耀认为，“一对多”的大广播模式已经由“多对多”的自传播模式取代。

　　吕岩梅认为，大数据预示着智慧产业化和产业智慧化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时代的视听服务会更加凸显对人本身价值的契合和追求”。刘长乐认为，大数据使人类越来越接近智慧本身，“传媒要做大数据的智慧驾驭者”。

　　“人人都烧饭，厨师还是个行当!”

　　“现在人人都是传媒了。”高群耀笑道，“人人都烧饭，但厨师还是个行当!”高群耀借此比喻能提供优质内容产品的媒体，会有更好的市场。

　　新华网研究室主任孟庆梅在对大数据时代的媒介生态的分析中认为，网络信息的爆发式增长，对媒体的信息加工处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谁更有能力消化大数据时代的信息资源，谁就将在媒体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

　　“传统主流媒体在信息的质量上依旧是主流。”胡正荣说。他和高群耀有同样的判断：纸质媒体的前景不乐观在于生产方式落后，而在快餐新闻中，内容本身依旧前景广阔。

　　“定制化、个性化信息服务成为主流。”孟庆梅说，“中国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尚处于粗浅阶段。”

　　王国庆认为，大数据的战略意义，在于掌握庞大数据信息的同时，提高数据的加工能力，实现数据的增值，“数据被赋予了背景就是信息，能提炼出规律就成为知识，借助于各种工具在分析的基础上提供正确的决策就成了资源。”

　　吕岩梅提醒说，传媒和互联网企业在提高竞争力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数据开发与维护信息安全、保护个人隐私的关系，建立公认、公平、共治的行业规则，有效减弱甚至抵消隐私数据的采集造成的影响。

　　“数据既是资源也是工具，它意在促进理解，但很可能导致误解。”刘长乐说，如果大数据是一匹野马，今天已经到了将其绳之以“法”的时候。有人提出要将大数据关进制度和法律的笼子。他认为，技术不断冲击并突破原有底线，而法律总是在滞后中追赶技术。

　　“未来不仅需要技术的拦截，还必须建立起一套对大数据的合理搜集和使用法则。”在刘长乐看来，作为第四种力量的传媒，也将是拴住大数据这匹“野马”的关键，传媒应该起到监督数据合理挖掘与使用的作用，同时推进立法进程，以弥补现有空白。“大数据没有温度，但是传媒有能力赋予其温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