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在全市500个单位推进垃圾分类试点站一年后，如何解决厨余垃圾终端处理依然没有清晰答案，业界和职能部门甚至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悲观。一业界权威表示，厨余垃圾终端处理问题能否真正解决，从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垃圾分类今后的命运。“垃圾分类其实是一个城市管理问题，能否管好，取决于政府的决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常聘专家、中国垃圾资源化产业协会会长赵章元表示，“如果把垃圾分类当成作秀，结果不言而喻;如果下定决心摆上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厨余垃圾之困

　　企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不是政府补贴，而是自身造血功能

　　500个单位垃圾分类试点陆续推开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面前：各试点单位收集的厨余垃圾如何处理?记者了解到，南山、福田等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厨余垃圾规模化集中处理。南山区所有试点统一交由腾浪，福田72家交由环城宝。

　　“腾浪公司的吞吐量是每天200吨才能吃饱不赔，现在试点每天能提供的垃圾只有50吨左右，他们的运作很不容易。”南山区垃圾减量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肖伟波不无担忧的表示，“问题是，如果未来垃圾分类全面推开，更多的小区肯定能提供每天远远超过200吨的垃圾量，到时腾浪无法承受了怎么办呢?”

　　据福田区垃圾减量分类办支部书记彭先生介绍，福田区早在去年7月就推出首个示范垃圾分类试点——天安高尔夫花园，今年1月72个试点全面启动。为积累厨余垃圾处理经验，在梅坳垃圾站引入一台日处理量200公斤的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处理区城管局机关食堂的厨余垃圾。 “但试运转一段时间后，发现成本太过高昂。”该局垃圾分类办负责人何先生告诉晶报记者，首先是机器本身价格昂贵，再就是水电等运作成本远远高过其所产生的有机肥价值。“这种情况根本无法推广，最后只好采取外包方式，通过招标集中处理试点小区厨余垃圾。”

　　何先生表示福田也面临着与南山同样的问题，就是一旦垃圾分类全面铺开，环城宝也无法消化全区的厨余垃圾。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厨余垃圾处理企业如何可持续发展。“企业每处理一吨垃圾政府补贴200元，但企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不是政府补贴，而是自身造血功能，你的厨余垃圾产品能否找到市场产生经济效益，否则肯定无法持续。”

　　南山、福田的问题并不孤立，也非偶然，是整个深圳垃圾分类推进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课题。

　　福田区滨河新村因采用物联网技术试点垃圾分类名噪一时，但该小区物管处主任苏红军却不无忧虑的告诉记者，现在小区垃圾分类由物业配合区城管局签约的专业公司英尔科技来运作，搞得顺风顺水，但一旦英尔科技完成试点撤走，全部交由物业公司运作的话，他最头疼的是可持续性的问题。现阶段试点政府给了物业公司一定的运作经费，未来试点结束正常运行后还有无经费补贴?“如果无经费补贴，物业运作垃圾分类有心无力。”苏红军举个例子，物业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物管费，是政府10年前定的价，10年后，物价、人工、公共设施维护等费用涨了多少倍，物管费没变，如无经费补贴，物业无力独自承担垃圾分类运作。

　　一业内人士表示，目前的试点多数采取政府与物业签约的运作模式，苏红军的担忧是个普遍问题。

　　“厨余垃圾如何解决?什么样的垃圾分类运作模式最科学和最具操作性?”中国垃圾资源化产业协会常务理事王政表示，“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垃圾分类推进将难以为继。”

　　垃圾分类是个民心工程

　　通过民心工程把多数人思想工作做通了，再实行强制分类，限制的只是少数人，当然顺理成章

　　“垃圾分类其实是个民心工程，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要有足够的耐心，还需要平常心。”慈济大爱电视台编导陆凯声告诉晶报记者，台湾垃圾分类是由民间组织先喊先试，整整用了9年时间，再由政府在此基础上出面推动，结果老百姓都接受了。

　　先是慈济在1990年8月开始，此后，主妇联盟等民间组织也相继加入推动垃圾分类事业。

　　“台湾民间组织搞垃圾分类是从难到易，先搞资源回收(可回收垃圾)，再搞垃圾分类。因为搞分类需要经费，先搞好资源回收积累资金，才有力量去搞分类。”陆凯声介绍，民间组织进入社区、学校等进行资源回收的同时，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日积月累，水到渠成，大多数老百姓都接受了垃圾分类的理念。“所以我说垃圾分类是项民心工程。”

　　据陆凯声介绍，上世纪90年代台北曾想政府推动垃圾分类，因条件尚不成熟而作罢。2000年马英九出任台北市长时，感觉条件成熟，决定政府正式推动。陆凯声当时是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像机亲历了台北市垃圾分类启动仪式。“那天马英九带着许多官员、议员还有明星，穿着宣传垃圾分类专用背心，到社区去宣传垃圾分类，亲自向居民进行示范。”他说，有人说马做秀，但这个秀做得好啊，他一动，那些政治人物、明星都动了，纷纷走入民间宣传。

　　台北市一动，其它市纷纷效仿，全台很快都搞了起来。2002年开始，台湾环保部门列预算推动厨余回收;到了2005年，制定垃圾强制分厨余、资源(可回收)和一般垃圾三类的政策，不分类则拒收、处罚。

　　“台湾垃圾分类最终实行强制性政策，但你要注意，不是一开始就强制，因为大多数老百姓都没理解和接受时，就算你强制也没用。当民间组织通过‘民心工程’把多数人思想工作做通了，再实行强制分类，限制的只是少数人，当然顺理成章。”陆凯声说，他就是在马英九推动台北市垃圾分类不久，离开“民视”，加入慈济大爱电视台。

　　陆凯声认为，其实内地特别是深圳，推动垃圾分类有比台北优越的地方，像深圳，到处是大型社区，居民居住集中，无论是宣传或者垃圾转运都很方便。而台北，大型社区极少，居民居住分散，搞垃圾转运等没深圳方便。他建议深圳开展垃圾分类不妨从“民心工程”角度加以考虑，想办法调动发挥NGO和民间组织的作用。“莫忘记发挥明星示范效应，比如，在街头或媒体上用明星做垃圾分类公益宣传，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只投入无产出无收益无出路

　　分类实现源头减量，然后回收利用，形成完整的资源回收产业链条产生经济效益

　　“垃圾分类主体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愿不愿意分类，二是怎么去分类，前者是民众的事情，后者则事关政府职责。仔细解剖这两者的内在关系，就不难搞清目前垃圾分类试点遭遇厨余垃圾处理难等瓶颈的内在原因。”中国垃圾资源化协会常务理事王政告诉记者，比如各试点普遍遇到的撤桶难问题，就属“愿不愿意分类”的问题，社会各方特别是媒体对这方面报道较多，只强调前者愿不愿意分类，却很少深入报道分析“怎样分类”即政府责任这一块。“这是个误区，是本末倒置。”

　　“垃圾分类中政府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王政认为要从垃圾分类的目的中寻找答案。垃圾分类的目的就是为解垃圾围城之困，通过分类实现源头减量，然后是资源回收利用，形成完整的资源回收产业链条，产生相应经济效益。即有投入，有产出，有收益。有收益，才可具有持续性。否则无法持续。打造垃圾分类产业链这个系统工程，才是政府的职责，也只有政府具备这个主导能力。

　　“但据我的实际调查，我国不少大中城市对于垃圾分类工作均采取了‘只投入、不产出、无收益’的办法。”王政说，一些城市，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拨付几万至十几万不等的资金赞助到小区，很多都花在了垃圾桶款式上，由原来的塑料桶变成了不锈钢桶、大理石桶，小区的外观环境得到了改善，但打开垃圾桶一看，还是混装，垃圾分类最终成了面子工程。有的城市垃圾分类只是按照上级的硬性规定，只对厨余垃圾进行专项整治，而对 “可循环垃圾”仍采取原有交给拾荒者等处理办法，排除在垃圾分类产业链之外，这使垃圾分类上、下游产业链的整体链条无法进行链接，垃圾分类整个产业链条上资源回收的价值无法得到体现。

　　“如果台北市的垃圾分类缺失了 ‘可循环’垃圾，经济价值利用的支撑，其整体的垃圾分类系统是无法推进的。”王政表示，深圳垃圾分类试点遭遇厨余垃圾处理难之困，就是因为还没做好打造垃圾分类完整产业链条系统工程的功课。仅就厨余垃圾而言，你收集了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有终端处理设备，第三步是有产品，第四步是你的产品能卖得出去，如果卖不出去，仅靠政府补贴，终端处理企业也活不长久。“就整个垃圾分类产业链条而言，可回收垃圾部分是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打个比方，一家企业处理厨余垃圾的同时，也把可回收垃圾交给他处理，那么这部分产生的效益，将会极大增强企业的自我造血功能。”

　　王政表示，目前深圳垃圾分类试点采取政府与物业签约的运作模式，出现厨余垃圾处理难，证明其有无法弥补的短板，正如市人大代表杨勤说的那样，政府必须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政府亲力亲为垃圾分类，最有可能形成只投入，无产出，无收益，从而不可持续的局面。”王政认为，垃圾分类下一步如要全面铺开，最佳模式是，政府制定游戏规则，当好裁判，让企业去作。

　　市场洗牌与体制性障碍

　　旧金山有100多家小规模企业从事垃圾处理业务，经市政府主导整合兼并成两大公司，成为全美最具实力的垃圾处理综合运营商

　　“深圳目前垃圾分类缺乏全市统一规划，餐厨垃圾和厨余垃圾处理由各区自行招标，分别由多家公司承担处理，企业规模小，实力弱，易造成市场运营秩序混乱，效率低下的局面。”长期关注研究垃圾分类的资深媒体人、原检察日报驻深记者站站长徐选礼告诉晶报记者，旧金山市曾有100多家小规模企业从事垃圾处理业务，旧金山市政府主导对其整合兼并重组，由小企业联合组建成清道夫保护协会，负责收集旧金山的金融区和中心城居民区的垃圾;由几个大财团组建日落清道夫公司，主要负责收集城市外围居住区的垃圾。而今，旧金山垃圾分类已成世界楷模，两家公司也成为全美最具实力的垃圾处理综合运营商，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之局。他说：“从长远看，深圳未来垃圾分类要健康前行，必须参考旧金山模式进行洗牌，打造我们自己的垃圾处理综合运营商。”

　　“台北市推动垃圾分类时，把厨余和餐厨垃圾统一交由王永庆的台塑去处理。慈济大爱电视台编导陆凯声告诉记者，王的老母亲在楼顶种了片菜地，施用儿子公司产的有机肥，种出的菜口感极好，从此开发出了“台塑牌”有机蔬菜，畅销全台，成为台塑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是把垃圾交给大企业处理的好处，初期的亏损它能抗得住，后期开发他有实力大投入，最终实现大收益。”

　　王政则认为，旧金山、台北市的办法固然很好，但目前在深圳还无可操作性。比如旧金山，它有法律规定，除了两家政府指定企业，任何人在该市范围垃圾桶内拾荒均属违法，以盗窃罪论处，从而保障了两家企业的利益。“深圳目前尚无相关法律出台，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体制性障碍，比如，城管局主管垃圾分类，却管不了废品回收，其管理职能归口市商贸局，而商贸局却不管垃圾分类，实际上废品回收在深圳游离于垃圾管理范围之外。”王政说，“深圳要打造垃圾分类产业链系统工程，必须排除这些体制性障碍，建立商业化运作机制。”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企业化运作的垃圾分类模式未来不可避免。”市人大代表杨勤表示，“但必须预防‘寻租’，建立一套预警监管机制，这方面必须未雨绸缪。”

　　真管、假管决定成败

　　相较于焚烧，垃圾分类减量无论从环保和资源回收利用上，都是目前破解垃圾围城的最佳方案

　　“垃圾分类的关键在于政府管理，成败取决于是真管还是假管。”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常聘专家、中国垃圾资源化产业协会会长赵章元表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垃圾分类方面深圳人发明研制了‘ROS垃圾计量收费法’获得国家专利，很有创意，这是垃圾资源化处理的前端基础，与资源化终端技术同样重要。”

　　“但我注意到，8月份有媒体报道，深圳想在2020年实现100%垃圾焚烧处理，发电量居全国第一。”赵章元表示，“我没进一步核实此消息真假，假如真如消息说的那样，那深圳以后还要不要推垃圾分类呢?”

　　“你知道世界二恶英最高浓度值在哪里吗?就在焚烧大国日本，其平均值高出欧洲国家四五倍。前些年日本人开始搞垃圾分类进行减量，空气中的二恶英确实减了，但食品中的二恶英还在继续增加。”赵章元说，另一焚烧大国德国市场上曾出现大批二恶英毒鸡蛋震惊欧洲，广州李坑号称“最先进”的垃圾焚烧炉，运行仅四年，周边永兴村就出现癌病患者200多人，国内国外警钟不断啊!“垃圾焚烧背后是有‘利益链’的，不少地方政府其实很想推动垃圾分类，但往往受阻于这个利益链，这在北京、广州、云南、湖南、江苏等地尤为严重。”

　　前几年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垃圾分类研讨会上，赵章元因强烈反对垃圾焚烧而遭到与会其他“砖家”及官员“围殴”，成为31：1中孤伶伶那个1。“其实那次会议上我并不孤独，好多‘31’里的人，私下都在鼓励支持我。”赵章元对晶报记者说。

　　“在破解垃圾围城困局上，焚烧发电的确既能快速减量，还能产生电能，但其导致二次污染，特别是二恶英排放，对民众健康和环境都是一场灾难，这已是国际共识，国内应该引以为鉴。”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如松表示，垃圾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大量的有机物和可回收成分，如果分类回收做得好，城市垃圾中有80%是可以资源化利用的，剩下的10%可以焚烧，10%可以填埋。“相较于焚烧，垃圾分类减量无论从环保和资源回收利用上，都是目前破解垃圾围城的最佳方案，各地政府应认真思考和对待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