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Big Data)已经不再是专属于科学家们的话题，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将其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甚至将大数据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把建设数据中心作为城市发展目标。

　　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的秦皇岛、贵州的贵安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兰州新区、杭州、内蒙古的呼和浩特等，都提出要集聚资源，建设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其中贵安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兰州新区，更是将大数据产业作为全市的支柱产业，在新城规划中特地以此为重心。集聚资源几乎是所有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城市共同强调的要点。

　　“各地都说我要集聚资源，可是中国哪有这么多资源让地方政府去集聚?”当记者对各地方政府雄心勃勃的“集聚资源”表示担忧时，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向记者微笑着点点头，“你的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全国九大新区签约绿色联盟，各新区都在强调合作，但我想大家更应该注意如何协调相互的竞争。如何形成互补、互相支撑，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

　　“不过同时，你还要注意，数据资源的价值不是死的、一成不变的，当各方以互利共赢的方式集聚，都从不同角度提升数据价值的时候，同样的一个数据，可能其价值会实现许多倍的提升，所以这就是大家在相互竞争时，又能相互促进的地方。”邬贺铨提醒记者。

　　弯道超车：西部无奈的选择

　　记者与各地政府官员沟通时，他们几乎全都向记者介绍的一点是，大数据产业是在全球金融危机阴影不散，中国经济转型的艰难条件下，不得已做出的选择。尤其是对于欠发达的地区，发展大数据产业一方面被寄予帮助欠发达地区“弯道超车”的厚望，另一方面又实在是“无奈之举”

　　国家工信部信息安全协调司副司长、挂任贵州贵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欧阳武，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西部地区要实现弯道超车，重点在产业选择上，面临比东部当初发展时更大的挑战。西部本身底子就薄，而国家现在又要求西部直接走生态文明、绿色经济道路。“尤其是贵安新区，在国家对新区的批复文件中，就直接把生态文明示范区作为其三大战略定位之一。”贵安新区管委会主任马长青向记者表示这既是机遇，也是巨大挑战。

　　于是，后起的西部城市，只好在有限的绿色经济产业里选择。“那么，无法可持续发展的，甚至是有污染的企业，哪怕经济效益再好，也不能做。” 欧阳武说。

　　不仅必须在绿色经济产业里选择，即使是绿色经济产业，东部许多地区也起步早、资源集聚方便，而西部还要避开与东部的正面竞争，选择范围就进一步缩小。

　　于是“东部、西部都不知道怎么做”的产业，就自然成为了西部的首选。“反正发达城市也没经验，大家都刚起步，西部后起的城市，就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欧阳武告诉记者，大数据正是这样“大家都刚起步、大家都没经验”的产业。

　　很自然地，大数据产业就被许多地方政府，尤其是西部地区作为“弯道超车”的最佳选择。“大数据产业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下，最有条件、也是最可能实现助推甘肃地区后发先行的产业。”兰州新区管委会主任李睿说，“发展大数据产业符合甘肃等西部地区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现实选择。”

　　另外，尤其是贵安新区、兰州新区这样成立不久的新区，由于是新开辟的土地，连土地开发、基础设施都要从零开始，于是大数据这类对信息产业基础设施要求颇高的产业，又恰好成为了新区的优势。“假设发达城市各方面条件都好，如果你没有这么大的空地，去做巨型的数据中心，或者数据输送网络不够，那也建不成数据中心。”当记者问业内人士，为什么东部发达城市不直接建数据中心时，华为公司传播部负责人向记者解释。

　　“反正我们原来就是荒山或农田，现在要建新城，我们建设的时候，直接就把超级数据中心所需要的网络，比如超级光纤等，跟电网等基础设施一块建了，不用像老城一样，背着沉重的包袱。”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晏告诉记者。

　　思维模式：市场是老大

　　发展大数据产业是对政府官员思维模式、行政方式的巨大颠覆。大数据是什么?大数据产业包括什么?这个基础问题既简单，又很难，因为这是主要由市场定义，甚至可以说由国外几个科技公司、几个人来定义的，而市场难以形成共识，同时产业变革日新月异

　　目前比较通行的定义是：大数据(big data)，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

　　公开资料显示，在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所著的《第三次浪潮》中就热情地将“大数据”称颂为 “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

　　“云计算和大数据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云计算是大数据的IT基础，而大数据是云计算的一个杀手级应用。”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说，“30年前，存储1TB也就是约1000GB数据的成本大约是16亿美元，如今存储到云上只需不到100美元;但存储下来的数据，如果不以云计算进行挖掘和分析，就只是僵死的数据，没有太大价值。”

　　国外对大数据的开发、应用，主要由市场主导。最著名的实例就是Google搜索引擎，面对海量Web数据，Google于2006年首先提出云计算的概念，支撑Google内部各种“大数据”应用的，正是Google公司自行研发的云计算服务器。而对“大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的设想，来自于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

　　因此，市场的绝对主导，就导致中国地方政府在发展大数据产业时，比较被动地去理解企业的需求，而很难占据主导或引领地位，再加上由于互联网行业的日新月异，政府连规划都很难做得准确。“不要考虑3个月后的事。”当记者问某地方政府科技处官员关于其未来规划时，该官员用一家互联网企业高管的话回答记者道。

　　同时，政府官员被逼着成为“专家”。“我每天要花至少1小时来学习，不学习你都没法跟企业沟通。政府人员的压力非常大，几乎平均是每周7天，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量。”贵安新区管委会主任马长青告诉记者。

　　不过要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国内的大数据应用，分为官方主导、市场主导两类。秦皇岛经济与技术开发区科技局副局长，就是由秦皇岛(中科院)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基地的主任丁琳博士兼任。丁琳告诉记者，秦皇岛经济与技术开发区目前实际落地的项目，主要是承担政府或中科院主导的项目，他们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级项目，开发的应用也主要用于航空航天、农业等，用户也主要是政府。

　　战略定位：大而全?专而精?

　　大数据基地建设正在全国形成差异化的局面。以秦皇岛为代表的已有多年经验的数据基地，做的主要是应用领域，而贵安新区等刚开始的后起之秀，目前主要在第一个环节，即大数据的存储

　　“大数据产业链很长、很庞大，可能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垄断整个产业链，各方都只能做其中的某一部分，能把其中的某些环节做好，就已经非常不错了。”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外联处主任王继军告诉记者。

　　英特尔公司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向记者介绍，大数据产业链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环节：数据的收集与存储(数据拥有者)，数据的处理与分析(数据技术提供者)，第三个方面是数据价值与附加值提升(具有数据思维的点石成金者)，比如各种大数据应用。

　　而吴甘沙强调，大数据与产业结合才能实现数据的价值，“否则数据就只是数据，甚至是负资产。例如，大数据与零售结合，可以实现对消费者的精确洞察，商品的灵活定价和供应链的高效管理;与农业、金融业结合，实现对农产品种植的精细管理以及灾害保险”。

　　如果按照吴甘沙对大数据产业的三大分类，以秦皇岛为代表的已有多年经验的数据基地，做的主要是应用领域，而贵安新区等刚开始的后起之秀，目前主要在第一个环节，即大数据的存储。

　　不过，贵安新区、重庆两江新区也不甘于只是做存储，大数据资源的集聚，只是第一步，他们正在努力实现“大而全”与“专而精”的结合。“数据资源的集聚，是基础;有应用市场，是产业集聚的动力。没有一定规模的数据中心，谈不上数据资源的聚集。”

　　与秦皇岛“花5年打基础”相比，贵安新区则显得更“急迫”：一年完成基础设施构建，两年完成要素集聚。欧阳武介绍贵安新区建设数据中心规划：一是基础环境构建期(2014-2015年)，重点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大数据产业孵化园建设，建设基础设施云计算平台，加强城市配套设施建设。二是要素资源集聚期(2015-2017年)，重点是推进数据资源集聚、技术要素集聚、资金要素集聚、人才要素集聚、企业要素集聚。三是应用创新突破期(2017-2020年)，重点提升产业链支撑能力，推动数据资源交易使用，推进大数据应用创新，发展大数据服务业务。

　　实际效益：进驻容易持续难

　　尽管高科技、大数据、云计算等口号被叫得很响，可问题是这“听起来很美”的“高科技”究竟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是确实物有所值，真的能带来经济、社会的良好效应

　　“光做数据中心，很难赚钱。”在世界几大IT巨头工作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数据中心必须以产业链集聚为重点，才能实现高附加值。“包括数据采集、挖掘、应用、增值服务等。”

　　“大数据作为一个体量巨大，类别繁杂的数据集，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的技术，也不是一种新的产品，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一种现象。可以说它即将突破现有常规软件所能提供的能力极限。”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扈秋宁说。

　　记者特地统计了各地目前的进展，发现各地均处于与企业摸索的阶段，企业进驻的成果明显，不过实际的经济、社会效益尚需时日才能体现。

　　秦皇岛主要着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其数据产业基地自创建以来，相继有IBM三维互联网技术平台、省信产投数据产业研发中心、北京大学科技产业园、工信部电子五所秦皇岛分所、星通联华物联网研究院、中兴网信智慧城市秦皇岛北方基地、省科投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基地、中科院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基地等优质项目落地。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大学(秦皇岛)科技产业园为代表的创新型园区、以数据产业研究院和星通联华物联网研究院为代表的支撑性科研机构、以三维互联网技术应用平台等为代表的创新服务平台和以秦皇岛(中科院)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基地为代表的创新成果转化基地等四大类项目竞相发展的新局面。

　　兰州新区是大数据产业总投资额最大的城市之一，已经近3000亿，企业、项目进驻也是最多的之一。据其管委会主任李睿介绍，兰州新区大数据相关六大产业园区，累计引进大数据相关项目256个，总投资2957亿元。先后引进中兴通讯、神华集团、三一重工等世界500强、国内500强和民营500强企业28家。中铁建、敬业农业等17个项目已建成投产;绿地智慧金融城、中国四联、科创药业、禾邦药业等116个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围绕大数据产业的产业集聚态势正在形成。

　　作为发展大数据中心最新的新区，今年成立的贵安新区主要进展是富士康第四代产业园的投入使用，以及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入驻计划。因此贵安新区目前更强调其自然条件的优越，以及对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决心。“贵安新区是集合全贵州省的力量来做大数据产业，贵州省省长、副省长都亲自参加与我们企业家的讨论，我想政策至少可以延续两届政府吧。”刚参加云上贵州·大数据高峰论道的某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他比较看重的一点。

　　“业内普遍认为，气温低、地质稳定，这是建数据中心最基本的条件。”华为公司传播部负责人告诉记者。“Google、亚马逊选择阿拉斯加做数据中心，就是为了省电。”另一业内人士也向记者分析。而自然冷却，被作为贵安新区的特色，“我们的能耗率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我们全年采用自然冷却，这在全世界也是很少见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副总裁吴惠峰介绍其在贵安新区的第四代产业园说。

　　可是，欠发达地区为了产业集聚而付出的代价很高，在建立了数据存储中心之后，能否实现进一步的产业链集聚?这使得本文开头“资源集聚”的问题，在全国、全球的大背景下，更体现为企业与政府的双向选择。各地的竞争，对企业而言当然是好事，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为企业拓宽了选择面，同时也增加了企业与政府谈判的筹码。而对于地方政府，企业的进驻，也是其政绩的主要体现。

　　同时大数据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明显区别是，地方政府发展大数据的很多，而企业在全国布局的数据中心也不少。记者对比发现，仅以联通为例，其在全国布局的数据基地就多达10个，因此，一个企业选择多个政府，一个政府选择多个企业，为欠发达地区创造了空间。

　　正如邬贺铨所说，城市之间的竞争完全可以转化为相互的产业链协调。“各地发展一定要基于价值链分工，寻求共同获益的路径。”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告诉记者。而选择产业链的哪一段，正是考验智慧、耐力的关键角逐。

　　政策贯彻：几十年坚守

　　而在看准了自己的定位后，地方政府能否把同一个战略，坚持几十年?这是外界对发展大数据中心最令人担忧的问题

　　吴甘沙说，科技产业是高风险的，大部分的项目最后都不了了之，而大数据中心在最初阶段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框架搭建，是非常“烧钱”的。“这就需要一届又一届的地方官员，都坚持统一战略不放弃。”

　　而其中，人才集聚是最困难的环节。“没有大数据产业的人才，所有努力都是一场空。”吴甘沙向记者介绍，“如果按照硅谷斯坦福大学的人才集聚，需要半个世纪，按照香港的经验，也需要二三十年。”

　　在人才集聚上，“第一个吃螃蟹”的秦皇岛更有深刻体会。2009年开始，大数据这个词，才逐渐在国外的互联网科技界内成为热门词汇，而在中国受到普遍讨论，则更是近两年的事。不过在科技界热议之前，早在2008年，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数据产业基地，就已经竣工并投入使用了，这也使其成为全国第一个数据产业基地，在此后的几年内，国内并未出现明显的竞争对手。

　　这个时间节点，之所以非常关键，是因为这体现出“第一个吃螃蟹”的试验基地，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摸索中所经历的困难，这对后起的城市加入类似的数据基地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是谁在全国最早提出了发展大数据产业?记者特地询问了当时具体的情况，王继军告诉记者，2008年5月，从1995年就担任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胡英杰，寻找产业结构升级的策略，他与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主任赵仲海商量后，赵仲海将北京大学教授袁旭带到了开发区，袁旭当即在产业转型的研讨会上，不仅提出了建大数据产业基地，更提出了具体的步骤，之后开发区的战略规划，基本就按照袁旭所建议的步骤执行。其实不仅是大数据产业，当时开发区提出的四大产业：数据产业、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能源，两年后都被国务院列为七大类新兴产业，在全国推广。

　　然而，在大家连大数据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发展大数据产业基地，必然要经历更艰难的探索过程。“老实说，确实摸索很艰难啊!按照我们的规划，前面5年都是打基础的时候，包括基础设施、与各大科研机构的项目合作。好在，现在我们的项目已经开始出成果了，部分已经投入实际使用。”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向记者感叹。

　　而对于贵安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兰州新区等“后起之秀”，尽管目前雄心勃勃，宣传的声势浩大，目标也更高远，但能否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挖同一口井”，直到“挖出水来”?时间会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