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一卡通”，律师可以刷卡进出法院，不再排队登记；会见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查阅、复制案卷等材料，网上预约登记；立案时，网上直接登录审判流程管理系统，加快立案流程。
在上海，1.6万名律师每个人都有两张身份证：一张，是居民身份证；另一张，是职业身份证——“律师一卡通”。
一张小小的IC卡，联通公、检、法、司的信息系统，与公安、检察、法院建立起顺畅的沟通渠道，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律师的“门难进”“卷难阅”“案难立”的执业“三难”问题。
会员卡升级，刷卡自动完成身份校验
“‘一卡通’是上海律师的第二代会员卡。”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盛雷鸣说，“它是由上海市司法局、律师协会借助最新信息化技术，与上海市公检法信息系统对接，建立起律师职业综合信息化应用系统。”
早在2005年，上海律师已启用第一代会员卡，当时只是简单的律师系统内身份认证。2011年，上海市高院开通“上海法院在线服务律师平台”，42家试点律师事务所律师可以登录，打通了法院、司法局、律协信息平台。
一张信用卡大小的卡片，加密存储了律师执业相关数据，包括执业证、执业所在单位、执业类型等信息。卡片数据与律协会员系统、司法局律师管理系统对接，相关部门可以通过该系统在线完成对卡片信息、律师身份的校验。
“我们全市每家法院均配备了5台律师会员卡读卡器，安装在法院安检门、立案室和档案阅览室，为‘一卡通’开通了绿色通道。”上海市高院副院长顾伟强介绍说。安检时，律师出示会员卡并刷卡，程序自动显示该律师身份信息、执业状态及照片，读卡器进行数据读取并自动登记到法院旁听证管理系统，加快安检流程；立案时，律师刷卡后，程序自动采集代理律师信息，登记到审判流程管理系统，加快立案流程；阅卷时，同样的身份核实和录入加快查阅档案流程。
“上海市律师协会还将律师信息库数据信息共享给市高院。”顾伟强说。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相关的代理人、辩护人、承办法官可以通过输入律师卡号从信息库中获取律师的执业信息。“一旦律师注销了执业证或是执业证被吊销，即使手里的会员卡没有上交，法院也能在第一时间获悉该人员已不是律师。”
提高办案效率，体现律师职业尊严
“一卡通”打通的不仅仅是律师和公、检、法之间的信息平台。“提高了办案效率，更体现了对律师职业的尊重。”盛雷鸣表示。
“以前，律师进法院办案需要拿出执业证进行查验登记，有的法院还要求律师对着摄像头拍照，现在，律师只要拿出会员卡，就可以和法院工作人员一样刷卡进入。这意味着，在法定属于律师和法官共同的工作场所，律师进出是自由的，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律师的职业尊严得以体现。”盛雷鸣说。
在上海，律师的意见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
去年7月，上海市律协对律师界反映较为集中的“立案难”问题开展调研，并在东方律师网站公开征集案例。这份调查报告成为压在上海市高院院长崔亚东心头的一块石头。崔亚东多次带队和律师座谈，并组建了专题组，研究解决“立案难”。最终，上海市高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案工作的意见》，42条意见，条条直击问题，包括将法院审判质效数据排名与立案脱钩；规定了诉前调查、口头起诉、上门服务、方便缴费等便民措施，对历次座谈会中律师们反映的主要症结性问题给予全面回应。2013年全年，上海全市法院共收案48.6万件，比上年增长8.3%。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市检察院出台了《上海检察机关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从制度上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辩护权和知情权。“‘一卡通’帮助法官、检察官、律师之间求得最大公约数，那就是确保案件的公平。”顾伟强说。
大数据平台促进律师参与法治建设
“我们一直探索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有效联通机制，‘私下慎交往，组织多交流’，通过现代化科技手段，实现信息充分沟通，是个行之有效的举措。”盛雷鸣说。
2013年，上海律师办理各类案件16万件，其中诉讼业务近11万件。据上海市高院介绍，就全市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来看，远远超过律师代理诉讼业务数量，律师在司法服务、诉讼服务等领域还有许多可为空间。
在上海，基于“一卡通”大数据平台，律师深入参与到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
上海市律师协会和上海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总队合作，共同规范律师执业，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一方面，设立律师会见网上预约平台，保证接受申请后48小时内安排会见，增加会见室数量，会见室内设置专供律师记录使用的电脑。另一方面，建立看守所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律师直接进入看守所内部值班，为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目前，上海17个区县全部建立了看守所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室。据统计，自今年1月至7月，仅闵行区监所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代为申请的案件就达321件。
盛雷鸣说：“从信息的联通，到身份的平等，最终到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服务业务链，这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