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围绕市民的需求，以市场为主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智能终端和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到行政管理、交通、教育、医疗、旅游、建筑、居家、生态环保和商业等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最大限度为市民提供便利、舒适、安全的产品和服务——这是我国台湾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义。

　　跳出新技术的视角看，台湾地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很多地方体现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本身即是城市的智慧所在。其较为丰富的智慧城市实践经验，对大陆地区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智慧城市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台湾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历程、概况与成效

　　1.ICT支撑台湾地区的城市信息化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台湾地区把ICT技术充分运用到城市建设领域，推动城市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信息化、智慧化。1998年开始实施《信息通信发展方案》。2002年推动“数字台湾”计划（E-Taiwan），2007年实现“6年600万户宽带到家”的目标。2005年启动“移动台湾”计划（M-Taiwan），2006年开始推动无线城市建设。2009年开始实施以“发展优质网络化社会”为目标的“智能台湾（Intelligent-Taiwan）”计划。同年，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成立智慧生活科技运用计划推动办公室并发布《智慧生活科技运用计划》（又称为“i236计划”）。该计划以智慧小镇（Smart-Town）与智慧经贸园区（i-Park）为两大主轴，整合运用宽带网络、数字电视网络与传感网三种网络系统推动舒适便利、农业休闲、安全防灾、医疗照护、节能环保、智慧便捷等六大领域的智慧科技应用。

　　2.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台湾地区智慧城市进入新阶段

　　随着近几年智能终端和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台湾地区城市建设领域及时跟进，进入到“智慧台湾”的新阶段。

　　在新技术企业、相关社会组织推动下，应市民对更好公共服务和更好生活品质的需求，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积极引入新一代资讯科技产品和技术，寄望有效解决许多民众关心的社会问题。譬如，把各种类型交通出行、旅游、购物、物业缴费、行政服务等功能整合到一张卡上，实现市民便利生活的“一卡通”；应用物联网等新技术建立灾害预警监控体系，降低灾害发生概率，防止灾情扩大；将建筑与物联网等新技术系统跨界互联，让建筑物有感知能力，收集即时资讯，加上各种分析工具，减少能源消耗，提高效能与价值；整合移动互联网与医疗资源，优化就医流程，降低就医等待时间和费用，减少医疗疏失，对付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在运输系统上，通过安装车载感应器和建设控制中心，增进行车安全，降低交通堵塞，提高停车效率；在居家生活上，推广儿童可穿戴定位追踪设备、智能家居等，让父母能随时随地掌握儿童的地理位置，或者了解家庭物品的使用状况；在社区事务上，通过远程连线，可随时随地参与到社区事务的决策中；等等。

　　其中涌现出一大批智慧城市的创新应用案例，比如一卡通、电子发票等。各个城市根据自身特点和资源，推出了不同的智慧化应用。台北市全方位推动智慧城市；新北市推出政府服务云系统、医疗精灵、防卫科技城计划、福利补助自己查等典型应用项目；台中市政府推出台中市地理及防灾资讯系统、台中市不动产资讯乐活网、幸福台中－乐龄行动导航计划、工业区需求反应式运输服务（DRTS）等典型应用项目等。

　　3.新的探索和实践得到广泛认可

　　台湾地区各个城市正在进行的智慧城市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悠游卡，目前台湾已发行2500万张，超过了台湾总人口，在台北市民满意度调查中，对悠游卡的满意率超过了95%。

　　台湾地区智慧城市的实践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肯定。在国际智能城市评核组织(ICF)进行的全球智慧城市评核的13年来，台湾城市拿过TOP7奖项占亚洲地区的1 3，拿过TOP1全球首奖的亚洲城市只有3个，其中2个在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做法与特点

　　1.以人为本，紧密围绕市民日常的生活需求展开

　　不管是智慧政府、智慧交通、智慧医疗与健康照护、智慧旅游，还是智慧建筑、智慧社区、智慧居家，都是直接为响应市民对便利生活、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而开展的，而且各个方面做得非常细致。

　　例如台湾地区的悠游卡，不仅可在台北捷运、各城市公交车、全岛铁路用悠游卡刷卡乘车，而且在许多便利店和学校也能派上用场，可用来缴费、消费等，岛上已有40多个商家12000多个店面开通了悠游卡使用功能，在台北市高中以下的学校和台湾地区一些高校，把悠游卡作为学生卡，学生能用它来借书、扣款和刷卡短信提醒家长等。同时，悠游卡开发了与信用卡合为一体的联名卡，联名卡在卡内钱额不足时，会自动充值500元新台币或500元新台币的倍数。民众凭卡乘车还可享有优惠的价格。

　　2.市场化为主导，企业是智慧城市建设主体

　　台湾地区各大ICT企业，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公司根据城市政府和市场的需求，不断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城市政府则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协议合作等方式，选择最合适的公司参与到智慧政府、智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和供给中来。

　　有关企业负责人介绍，智慧城市技术上其实不是问题，商业模式才是最关键的。有很多商业方面的智慧运用，因为暂时不能盈利而不被采纳，比如高级健康检查的医疗套餐服务。所以，即便是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浪费的现象也不多见。

　　3.台湾地区当局和各城市政府高度重视，从自身职能的智慧化做起

　　台湾地区当局和各个城市政府对智慧城市建设高度重视，在“2015台湾智慧城市创新大会首长高峰会”上，台湾地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毛治国出席并介绍了台湾地区建设智慧城市的总体部署。各市县也积极推动智慧城市的应用，结合自身特点开发出多个应用并取得很好的成效。

　　台湾地区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相比于对与此相关的产业进行直接的投资或政策干预，更多是积极推动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自身职能方面的具体运用，通过许多的应用实践计划逐渐带动、积累出当今的智慧城市建设成效。

　　4.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协力共同推动

　　城市政府响应市民的需求，主动细致推动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智慧化。企业根据政府和市民需求，创造出合乎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政府和企业在合作的过程中，权责划分明确，并建立起比较明确的投入成本分担机制。例如新北市的远雄左岸玫瑰园，由开发商与新北市政府达成协议，开发商承建社区内所有智慧基础设施，包括区域联防控制中心、道路及红绿灯、绿化设施、自行车停放设施，建好后交给市政府运营维护，政府通过调节整个社区的建蔽率和容积率来平衡企业收益与成本。

　　社会组织发挥的组织、沟通、协调作用，是台湾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第一，他们与城市政府和企业之间有频繁而深入的联系，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能够互通双方的信息，成为政府与企业间无障碍沟通的桥梁；第二，他们与社会、市民的需求有密切的衔接和研究，对所在领域的发展趋势有较强的把握，可以给政府和企业提供建设性的建议；第三，他们积极搭建智慧城市战略等各类平台，广泛联系境内外城市先进的理念、产品和专业人才参与，通过设立奖项等方式，推动交流智慧城市各专业领域的成功实践经验；第四，他们积极组织有关城市政府、企业、专家参与境内外智慧城市展览、论坛等活动，推广自身理念和产品，同时学习其他城市先进经验。

　　市民是台湾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首要服务目标，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比较顺畅的途径，参与到智慧城市建设中去，而且因为和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参与积极性都比较高。

　　5.跨界整合，强调“信息整合服务”的创新思维

　　新一代信息技术成熟后，资源整合变得相对容易，信息整合服务成为一大趋势，其也突破了传统服务的概念和模式。台湾地区各市县政府和企业顺应了这一趋势，积极主动在整合服务方面进行创新，并把这种创新从新技术领域扩展到传统服务领域。例如，位于彰化县的秀传医疗财团法人彰滨秀传纪念医院，建立起自身的资讯科技公司，把集团下属各个医院已有病历、保健预防资料等整合起来，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一系列的医护移动应用软件。此外，医院内部还设有7－11便利店、义美食品超市、秀传人文艺术馆、乐活舒压中心等人性化的、综合性的功能设置。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处于很好的政策环境中。《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关于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先后出台，并成立了由25个部门组成的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将统筹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工作。从2008年起，智慧城市建设开始成为地方城市的目标，2014年，在多重利好因素刺激下，各地建设智慧城市的热情再度高涨。据报道，目前超过200个城市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十多个省区市制定出台了省级总体规划。

　　不过，很多城市需要吸取多年来的教训，过去对所谓 “生态城市”“低碳城市”“信息城市”“数字城市”等各种概念一阵风似的盲目追逐，导致了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因此，需要遏制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思路不清、盲目建设的苗头。

　　1.始终贯彻“以人为本”这一智慧的理念

　　人是城市的核心和最大的生产力，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理应围绕人的需求而开展，也只有满足了人的需求，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有活力。虽然在当下的语境中，“智慧城市”指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深度创新应用，但是，如果缺乏了“以人为本”这一理念上的智慧，技术创新就缺乏目标、失去前提。

　　在过去三十多年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城镇建设“重表象轻实质、重地上轻地下、重建设轻运维、重视觉轻实用、重短期轻长远”一直是被广为诟病的现象，其本质上是忽略了人的需求。至少在以下几个理念方面，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值得大陆地区的城市对比和借鉴。

　　一是安全、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台北市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是，生活非常便利，出门很方便就能满足日常生活的吃饭、购物等消费，这主要得益于其较高的人口密度，几个核心老城区都达到了每平方公里2万多人。因为市民对日常生活类小商品的需求受制于购买路程，在辐射范围内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消费者支撑，商店经营会亏本。

　　大陆地区的绝大多数城市，旧城人口密度也不低，生活也普遍比较便利，但是在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过程中，很多城市领导雄心勃勃、目标远大，为了吸引心目中的高端人群，把城市框架拉得很大，高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建设高端楼盘，但结果却是很多地方因密度太低，基础设施的投入和维护已给地方财政带来极大压力，更加不要说支撑起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导致生活极为不方便，最后房子很难卖出去，即便卖出去了，买了房的市民也迟迟不愿入住，新城沦为“空城”“鬼城”。

　　我们在旧城改造或新城建设中，应客观、科学分析未来的人口需求，在建筑安全、消防安全、居住舒适、生态环保的大前提下，尽可能提高人口的密度，这样不但能支撑日常小商品店的运营，让生活更便利，另外人的密度高了，人与人的距离就拉近了，在所有的人际交流、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方面，都能节省时间成本，省出来的是巨大的社会整体经济效应。

　　二是交通建设、管理方面的“以人为本”。交通拥堵是“大城市病”的核心病症之一，台北市过去也实施“以公路导向为主、行车效率最大化”的交通规划，长期忽略人行环境，导致行人安全问题。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北萌芽“人本交通”概念，并逐渐蔚为风潮。

　　他们提出新的交通愿景：以捷运为骨干，公车为面，步行、自行车、市民小巴与出租车为最后一公里。在步行方面，重点加强对良好人行环境的营造；鼓励自行车出行，推动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示范计划；鼓励乘公交车出行，设立公交车专用车道，公共交通换乘可以刷卡优惠，在远离市区的高铁站设置公交免费接驳换乘等；对私人运输工具的使用限制非常严格。另外，台北市道路普遍较窄，大多为双向四车道甚至两车道，而且高架、跨区的双层快速路很常见，有效分流跨区的机动车流。

　　这些注重细节的措施，优化了整个台北市的交通，提高了交通出行的安全、便利和效率。

　　三是注重对公共空间的优化和挖潜再利用。台北市土地面积有限，全市才271.8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达到9949人/平方公里，市区可利用土地非常稀少，因此，对现有空间的再挖潜就成了现实的选择。可以列举挺多相关的案例，比如在高架桥下建置篮球场等体育设施等。

　　类似的智慧理念，还体现在台湾地区城市其他诸多方面的细节中。正是因为对“以人为本”的一贯态度，当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起来后，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技术来更好地为人的智慧生活服务。我们很多城市应首先在观念上改变长期以来热衷“以物为本”的倾向，转向“以人为本”。

　　2.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角色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智慧城市建设同样要遵循，各城市政府应避免过去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盲目追逐，明确自身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角色。

　　现阶段，我国的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在全世界而言都处于领先水平，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环境、主体积极性、技术支撑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好的条件，如果各城市严格依照国家政策进行智慧城市的建设，将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方面，应以市民的需求为核心导向，牢牢把握国家新型城镇规划中提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六大方向，在通盘考虑和总体规划的前提下，通过政企合作、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等方式，大力引导社会力量和资本参与到政府的智慧行政、基础设施智慧化、公共服务智慧化当中，杜绝政府自身建设的低效和浪费。同时，要打通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对接渠道，积极实施数据共享、功能对接，至少要协调好各部门的职能，避免建设过程中的重复、打架等现象。

　　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应用不但已经在传统的商业领域风生水起，也正在逐步进入传统的公共服务领域，例如移动支付水电煤气费、移动打车、互联网金融、移动在线医疗和移动在线教育等。在新技术的创新突破下，市民的需求得到更多样化的满足，长期以来这些领域改革面临重重困难的局面似乎“柳暗花明又一村”。应按照中央高层“改革、创新”的精神，顺应新形势，鼓励和支持有利于资源更高效利用、有利于提高市民生活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做好监督和规范，预防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也要确保信息安全。

　　3.发挥社会组织的促进作用，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充分培育、引导、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鼓励、支持社会组织通过举办展览、博览会、论坛、交流会、考察等交流活动，宣传推广智慧城市领域先进的理念、产品和服务，促成政府、企业、专家学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对话，加快形成建设指挥城市的社会共识和合力。

　　国内外经验交流与务实合作十分必要。国内不少城市探索出了一些智慧城市建设的好经验，比如广州市番禺区的“四个民生”工程、武汉市市民之家、台湾地区的智慧城市项目，都具有推广的价值。另外，台湾地区相对过剩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和大陆地区紧张的医疗教育资源之间有着深入合作的巨大空间。国外方面，日本的柏之叶智慧新城、丰田市智能社区都在探索以节能减排、低碳为基本目标的智慧城市，打造出较为成功的样板；欧洲各国也在积极探索，比如德国的工业4.0等。中日、中欧间，不但可以在智慧城市的理念上相互借鉴，在智慧城市技术、产品和市场上也有巨大的合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