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的“合唱”

今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越发紧密融合，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趋深远，我们向外的目光需要更远更深。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尚难进入到稳步有序的复苏进程中，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仍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面临极不稳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外开放及国际合作也面临着新形势。对外投资额已超过引资额、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一路一带”建设加速推进、中国主导创建亚投行……无不显示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与思路的优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本季度起，全新的“环球视野版”正式与读者见面。在这里，我们看调整、看经验、看动向，深度解读全球宏观经济走势、国际组织动向、国际市场动态、国际产业发展趋势、跨国公司状况等。

新版面呼唤新状态，引领新作为。这块全新的园地，既需要编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更需要读者热情真挚的关心。我们期待，在编读双方的长期共同努力下，这块版面将砥砺前行，茁壮成长。

德国提出并推动的“工业4.0”战略，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新一轮浪潮的代名词。这背后，是德国的再工业化战略，也是全球背景下的制造业回归浪潮。这股浪潮不仅仅将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方式，也将改变普通人的消费行为，并有可能开启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

“‘工业4.0’不光是技术问题，它深入到制造流程控制、标准制定、安全等诸多方面，是着眼于未来的、引领创新的战略。这不再是一种‘小修小补’式的政策，而是德国结合自身优势，寻找下一轮经济增长点。”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加紧寻找新的增长点。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上一轮增长周期的结束，也意味着世界经济新排位的开始。谁先抢到这一‘棒’，谁就将获得巨大的红利，远远超越搭‘便车者’。”

德国：靠比较优势强身固本

将信息技术与自身强大的制造及科研能力相结合，是德国应对新一轮全球竞争所做出的重要选择。对德国来说，推出“工业4.0”战略，既顺应新技术发展潮流，也是未雨绸缪。

从技术上来看，近十几年来，全球信息技术进步显著，无线电通讯、3D打印、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等技术的兴起，为工业与信息化融合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

而更大的动力则来自于德国的危机意识。“德国是个比较务实的民族，并具有忧患意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其看到了未来的挑战。”丁纯说。

丁纯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尽管依赖汽车、化工、机械、电子四大支柱产业，德国经济呈现相对较好态势，但也感受到了重重压力。德国以出口与贸易立国，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德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其在全球的竞争力。德国在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这场危机使德国意识到，若要加强可持续性增长能力，必须进一步巩固其在制造业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此外，近年来全球制造业格局的变化，也使得德国引以为傲的制造业颇感压力。随着新市兴场的崛起，新兴市场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份额逐年增大。罗兰贝格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0年，全球制造业销售从3.5万亿欧元增加到2011年的6.5万亿欧元。但各国销售量在总量中的占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欧传统制造业强势国家失去的市场份额超过10%，这部分市场被亚洲、俄罗斯、南美以及非洲等新兴地区“抢占”，后者的工业市场份额因此提升至40%。

在对外经贸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所欧洲中心主任史世伟看来，具有强烈危机感的德国感受到以下挑战：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上，面临美国挑战。十多年来，从创新的脚步上看，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略逊一筹，这也成为德国推动“工业4.0”的动力。而在制造业领域上，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德国担心，光靠制造业本身，是否能保住其全球经济地位。

在上一轮工业革命中，德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西门子、博世等都是全球顶尖企业。“‘工业4.0’是人和物、物与物的联网，是将信息技术与机械制造相连。因此，德国希望依赖制造业与信息产业的结合，找到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结合点，保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领先地位。”史世伟说。

全球：制造业回归成潮流

“工业4.0”的横空出世还具有深刻的全球背景。

丁纯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虚拟经济膨胀所带来的风险暴露无疑。各国走出危机，更多依赖于货币及财政政策刺激，但这些刺激政策不可持续，包括德国在内的全球各国都意识到需要创新，需要有新的引领性的产业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

实际上，除了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在欧洲，“欧盟2020战略”提出了“智能增长”；在美国，从2009年到2012年，《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相继启动，剑指制造业重振；在日本，“日本再兴战略”成为“安倍经济学”第三只箭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回归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这轮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回归有其必然性，但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再工业化’。”丁纯表示。

丁纯进一步分析说，从全球来看，制造业回归趋势是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应。在危机中，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国家受到了较大冲击，而德国等制造业比重较大的国家所受冲击相对较小。通过这场危机，世界各国都意识到过分依赖虚拟经济是危险的。

“但是，这一轮制造业回归并不是重复原有的东西，而是有一个飞跃，将市场供需通过网络技术连接起来，供需更加紧密，产能的控制、技术的提高、成本的优化，都通过网络黏合在一起，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方式以及个人消费模式。”丁纯说。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前后的IT技术革命，曾给全球带来了一股强劲的增长浪潮。这一轮再工业化浪潮，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会否超越上一轮？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工业机器人、3D打印还是美国的页岩气革命，都曾被寄于厚望，希望能够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前行的新增长点。但是，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明显突破。不过，从整个世界经济的调整来看，这样的突破一定会实现。”丁纯表示，现在主要经济体都在寻找这样的“点”，找到了，各国间的差距就拉开。“工业4.0”正是德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所寻找到的自己所能够突破的“点”。

“这其实是新一轮排位赛，谁都想领跑。”丁纯说。

中国：如何借鉴德国经验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被称为中国版“工业4.0”。

“中国制造业虽弱于德国，但互联网活力并不差。在这一轮浪潮中，中国应大力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实现弯道超车。其实，后来者也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丁纯说。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制造2025”还是德国“工业4.0”，战略虽有不同，路径也不尽相似，但方向都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其实是殊途同归。在制造业及研发领域拥有比较优势的德国，其推动“工业4.0”过程中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丁纯认为，德国在推动实施“4.0战略”过程中，国家的顶层设计、对产业标准的重视、所采取的开放式体系结构以及对人才培养的强化，都很值得中国借鉴。值得关注的是，德国强调市场主导，政府更多起到激励与导向作用，推动市场去做，而不是政府“做了多少事，投了多少钱”。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在早期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要让战略可持续，并最终有成果，则不能仅仅依赖国家的政策推动，政策更应顺势而为，应营造一种激励机制，让市场之手去主导。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的胡琨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真正的创新不能完全依赖外在推动力。在德国这样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企业会去主动研发，参与竞争。政府不是以主导者而是以辅助者的角色出现。德国政府提供的是一个方向，提供信息服务，增强政策的透明度，“软”的支持会更多一些。

史世伟则强调科学界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学界的独立自主是德国工业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对“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启示。中德合作：前景广阔

2014年10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期间，中德双方签订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宣布两国将在“工业4.0”方面开展合作。这是中德未来经济合作的新方向，也给德国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德国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英飞凌公司，位于德累斯顿的200毫米晶圆工厂已100%实现自动化，完全依靠机器人操作。该公司正在将这一先进技术引入其在中国无锡的工厂。英飞凌（中国）有限公司总裁赖群鑫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英飞凌一直积极关注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规划。“我们了解到，‘中国制造2025’将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农业机械装备等领域。其中，智能制造是主攻方向。半导体在上述领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是通过功率半导体高效率地生产，二是通过高性能微控制器进行智能控制，三是通过安全芯片保障智能生产中的数据和信息安全。这些正是英飞凌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重点关注的合作机会。”

对于未来的中德合作，西门子表示，其最关注的，还是中国企业的实际需求，以及怎么利用西门子技术帮助中国企业实现转型。“我们能够看到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在中国都以不同形式存在——有些还处在‘工业3.0’的阶段，有些在向‘工业4.0’过渡的历程上已经走到了非常前沿的位置。从西门子的角度来说，我们有范围广泛的产品服务解决方案，能够满足工业化不同阶段的需求。”西门子有关人士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西门子是涵盖范围非常广的合作伙伴，可以和中国伙伴携手实现“工业4.0”愿景。

不过，对未来的中德“工业4.0”领域合作，史世伟提醒说，“我们可以期待技术合作，但不能过度期待别人的成果，不能期待‘搭车’，而仍应强调自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