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是李光熙看门诊的时间，诊室外狭长的走廊里，早已排满了手拿专家号的患者。作为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李光熙早已习惯了密集的工作强度，就像习惯了医院门口早晚高峰的车流。
上午11时40分，李光熙结束了上午的门诊，他对记者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很不喜欢总是开药，其实，今天来看病的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少是因为缺乏运动，没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老觉得自己不舒服，其实没什么问题，就是焦虑得厉害。”
2012年，李光熙回国参与研究医院的慢性疾病管理，为“每天准时报到”的慢性病患者开通绿色通道，但尝试了近一年后，他发现，“痛点其实是患者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医生身上，自己的主动性很少，不锻炼、不改变生活习惯，想着靠吃药就能好。”这样的思想让大量中药资源被过度消费，给医保带来的压力也不可小觑，“医生做的事是三角形的顶端，而下面的基石是患者需要靠运动锻炼、改变生活习惯、调整心态建立的，但很多人的基石不牢，只能把压力放在顶端。与其大部分需要医保埋单的，还不如投一部分钱到前端的健康管理上。”
李光熙提及的方向，从去年开始在国内的多个城市接连出现，“刷医保卡健身”已成为不少城市激活医保个人账户的举措。据媒体报道，作为国内首个开拓医保健身功能的城市，苏州目前已有超过5.8万人通过医保卡来健身，加上近日开通该项功能的南京市，江苏省内已有8个城市实行了医保卡健身的计划，而最近两周，四川省成都市的该项计划也投入实施，云南省也在《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表示：我省个人医保账户资金可以支付体质测定和运动健身费用。
而目前究竟有多少地区开展了对医保功能的这项“创新”举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回应记者时表示，“我们对这种做法并不支持，所以，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
医保健身尚处法律灰色地带
“我们市政府去年就准备出台政策了，让医保个人账户的一定额度可以用于打羽毛球、踢足球等健身活动，但人社部认为与现行法规相悖，医保只能用于治疗和看病，健身能不能刷医保，有待商榷。”某南方省会城市卫生局局长向记者表示，“这项政策在多个省市实施后受到群众欢迎，希望制度上能有所创新，给地方上一定的自主性。”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据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熊先军介绍，根据个人账户的设计，个人资产的产权属于个人，管理权属于医疗保险的经管机构，“存在管理权和个人产权的差别，从而出现了医保卡被用于日用品、保健品等各种消费，被曝光后，群众觉得政府没有管好，所以各地就开始探索怎么把个人账户用于与健康相关的东西。”但他同时表示，“保险是有医疗问题出现经济风险才可以保，适度的锻炼是可以促进健康，但不能说为了促进健康就用保险来负责，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可健身不会为家里带来多大经济风险，所以并不能算作医保的功能。”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现行《社会保险法》规定，医保基金只能用于治疗和看病。也就是说，用医保个人账户的资金来健身并不合法。”但有风险管理与保险学专家指出，“从理论上讲，健身、体检也不能说和诊疗完全无关，如果预防性的费用不视为医疗保险的费用，但同样也不在除外之类。”《社会保险法》规定，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范围包括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在境外就医的，因此，“用医保卡健身算处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是不是合法很难直接下定论。”
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看来，健康却不完全是自己的事儿，“长期以来，传统的医疗体制只能把资源使用到有疾病的人身上，却忽略了预防的重要性。但随着国家发展之后，可以把资源使用更合理、更节约，运动和健康联系相当密切，科学的锻炼有助于减少疾病的发生，如果自己没能管理好而产生疾病，社会一样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在蔡江南看来，目前，群众运动健身的观念依然薄弱，“需要激励机制去引导”。
可个人账户使用上的争议让不少专家同样担心，“倘若要开发健身功能，凭什么选定这些健身机构，价格怎么管理，钱是不是真正用在了健身上”都将是后续难理清的疑问，“提倡大家锻炼不如多建立一些公共的体育健身设施，毕竟健身消费并不便宜，不如用以高危疾病的筛查。”熊先军则认为，“应当逐步弱化个人账户的功能，发挥沉淀资金的共济作用。从现在来讲，根据国家规定，医保还应该用于医疗，还是要依法实施。如果健身功能得到很多人支持，也应该先修改法律。”
但上述风险管理与保险学专家认为，“目前只能尝试性地使用，立法层面上不应全面推行，毕竟，功能的风险尚不明确，且各地现实情况不同。”蔡江南表示，想要实现初衷，必须设立相应的门槛和监管措施，“有的地区医保费用宽裕，比如深圳，年龄结构年轻化，个人账户结余很多，这样的城市开通健身功能具有可行性。但老龄化、原本医保经费就不够的地区就不适合进行这项功能的扩展，并非所有地方都适合这么做。”
医保用于体育缘何出现
“2003年～2013年，医院医保收入占医院收入比重从不到30%增加到58%左右。”卫计委发展研究中心医疗保障制度研究室副主任顾雪非给出的数据，说明了过去10年医保支出的压力，而与此同时，媒体报道中“全国医保个人账户结余高达3000多亿元”又表明了这部分未被激活的“积淀”。
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进程加速，慢性病已经成为主要疾病负担，而生活方式的不良正是主要病因，基本医保基金支出风险正在日益加大。“生活方式病导致的死亡占我国总死亡率87%。我国心血管病患者有2.9亿人、糖尿病患病人数1.14亿人。”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青少年体育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郭建军表示，由于缺乏锻炼、生活方式不健康导致的“生活方式病”已经呈现增长且有年轻化趋势，“现在患有糖尿病的孩子，50%都是与生活方式不良有关的2型糖尿病。”
而这些生活方式病又常常是单纯用药难以解决的，“心脏病、呼吸病的治疗时间都很长，且用药也是基于生活方式改变的基础上，因此，不仅是没患病的人需要锻炼，病患同样需要运动帮助康复。”郭建军表示，“调查发现，学生尚有体育课可以锻炼，40岁以上的人遵医嘱也不得不练，我国20～40岁的锻炼人群比例最低。”
据记者了解，在开通医保健身功能的多个城市的相关部门的解读中，都提到“出台医保健身卡，是在确保基金总体安全的前提下，从防病的角度灵活使用医保基金。”这种“从重治疗走向重预防”的提法，在郭建军看来，若不论及法律的层面，算是体育与医疗融合的一次尝试，“体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作用，从最初的保家卫国、到后来的为国争光，现在是人人需要体育来保障健康的时代。”他介绍，在导致生活方式病的多种因素中，“吸烟、饮酒是单一因素，不需要指导，禁止即可。但营养和运动是多因素，更复杂也最容易出问题，如果没有科学的健身指导和医疗结合，反而容易出现误区，达不到健康效果，甚至有可能加重疾病的发展，或者引起运动伤害。”
但顾雪非表示，“健身与慢性病管理还是有差距，尤其是欠缺改善健康结果的强烈证据。如果医保要用于健身的功能，需要有证据显示健身功能减少了发病率，对医保基金有益，这是基本前提，但仍然避免不了争议。”
体育与医疗结合可探索新形式
从去年12月起，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的宋建军便成为广安门医院的一名运动治疗师，每周有4天时间，他会在老门诊4楼的一间会议室内，带领一群50～70岁、患有心脏病或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进行心肺综合康复。“刚开始，他们会有一些害怕，但尝试过小负荷的运动量，且有医生在旁边监控，慢慢就敢活动了”。
在狭小的楼道内，七八个老年人跟着28岁宋建军排成纵队做着热身，66岁的郑秀琴是其中之一，“医生跟我说，运动能帮我康复，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了，一开始走路都晃，但现在动作已经能跟上了，最关键是心情很舒畅”。
据李光熙介绍，这个康复项目是他和宋建军“一拍即合”的结果。“以前，医疗与体育的关系比较疏远，体育长期追求金牌的突破，是精英体育，而医疗行业则追求高精尖的仪器与技术，一些医生也热衷诡异疾病的治愈率，有些舍本逐末。”在李光熙看来，二者长期欠缺的默契，让群众缺乏健康指导，从而形成了对运动的忽视，对医疗的依赖。“所以，在医保的使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医疗和体育就需要有更恰当的融合形式。”于是，宋建军将在专业运动队中为运动员服务的医疗团队理念“移植”到广安门医院，“要将竞技体育科学成果运用到对全民健身的研究上，把运动队的好模式和方法转移到大众的普通健康服务。”
据医生亢秀红介绍，这样的康复项目主要针对心脏病、肺病及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病人，筛查后由医生进行运动量评估，体育类专业人士指导锻炼，“我们会用运动心肺测试仪，随时观察运动过程中心脏和肺部的情况。”经过从去年9月双方合作以来的几次成功案例，“改变了一些原来不会轻易让病人锻炼的医生的看法”。
“通过对100位心肺慢性疾病患者进行为期4个月的科学锻炼指导，患者病情均不同程度得到了缓解，住院次数显著下降，医药费用下降60%以上，运动依从率100%。”康复项目的这个数据出现在全国政协委员、八一体工大队原队长钱利民今年提交大会的提案中，“目前国内的体育指导人员是以运动技术的传授为主要目的，缺乏必要的专业医学健康知识;而医疗专业人员缺乏必要的体育专业知识，无法对慢性病患者如何运动进行科学指导。体育和医学深度融合发展，在降低慢性病发病率、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减少医疗费用等方面均有显著作用，已成为体育健康服务业的重要方向”。
65岁的霍阳在完成康复后常常要找宋建军帮忙再指导指导，“虽然医生以前也叮嘱我们锻炼，但始终没有教练纠正动作，他就像健身房的私人教练一样，帮我们有针对性地恢复。而且，通过3个月的锻炼，我们这些老人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平常接送完孙子就过来一起锻炼。”只是，“这样的地方还是太少，街坊老问我，你怎么一天到晚老跑医院?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去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