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步入“互联网+”时代。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正式提出国家将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助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互联网+”一词从此在全国大热。

　　近日，记者专访信息网络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他说，“互联网+”的社会将更轻盈、智慧、高效，城市会慢慢变得柔软，更便捷宜居，更有亲和力。

　　“+”指传统行业的各行各业

　　2012年11月，易观国际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扬在一次发言中，首次提出“互联网+”理念。他认为在未来，“互联网+”公式适用于所有行业的产品和服务，也是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2013年11月，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提出，互联网加一个传统行业，意味着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外在资源和环境，是对这个行业的一种提升。当年年底的腾讯we大会上，马化腾指出：“+”是指传统行业的各行各业。

　　2015年3月，“两会”上，马化腾表示，“互联网+”是指利用互联网的平台、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从而在新领域创造一种新生态。他希望这种生态战略能够被国家采纳，成为国家战略。

　　胡泳分析，“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是这个词变得热门的原因。在这一大背景下，可引发无穷想象：政府会出台政策，拉动行业互联网化，“这让很多人看到机会、空间，创业者、企业管理者视‘互联网+’为一次机遇”。

　　胡泳认为，虽然互联网已经对某些行业冲击巨大，但中国互联网普及率未达到50%，“互联网+”变革尚未触及很多行业，也未引起足够重视。“这是一种潜在的危机，如果不被行业重视，未来会被竞争对手轻易击倒，甚至全军覆没”。

　　不能只是消费端热闹

　　1996年1月，胡泳为《三联生活周刊》写了一篇万字长文《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此后开设“数字化生存”专栏，探讨数字化网络涉及的根本性和前瞻性问题。

　　他是中国首批“最懂网络的人”，也见证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出现和被接受。

　　“经过这么多年，互联网由一个外来的物种，在中国艰难生根、曲折成长，并具有了中国特色和中国底蕴”。

　　2014年5月，胡泳发微博感慨：“当下中国关心数字商业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关心数字社会基本问题的人少而又少。”

　　对于炙手可热的“互联网+”，胡泳也有忧虑：“表面上看，中国不少产业似乎与互联网结合得很成功，但你看到的只是消费端的热闹。很多行业的生产端、采购端、供应链激烈的变革还没有到来，也未被重视。因此亟需唤醒他们，让他们对即将来到的变革风暴积极应对。”

　　万众创新会倒逼不符合创新机制的行业

　　读+：当今中国为什么需要“互联网+”?

　　胡泳：我们应该知道，“互联网+”是一种基础性建设。

　　互联网作为一种高速成长的基础设施，会带来很多投资机会和企业成长空间。当然，这个“基础设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谈到基础设施，我们可能会想到网络宽带建设、无线基站等，但今天，我们可以把淘宝、天猫、支付宝等也称为基础设施。今天的基础设施，既包括传统的基础硬件，还包括服务。这些以互联网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在当今的中国，还很缺乏。

　　读+：如何评价“互联网+”这一概念?

　　胡泳：“互联网+”这个词提炼得很准确。

　　我们不需要一个单纯的互联网产业，因为现在早已不是互联网刚刚出现、试图普及的时候。

　　今天，虽然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已经高度互联网化，但能源、钢铁等GDP生产大户，互联网程度相当低，存在产能过剩、盲目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在这种状况下，“互联网+”概念的推进，能逐步解决传统行业的能力低下问题。

　　读+：在很多外国人看来，“互联网+”在西方世界并不是新鲜事物，中国人提出的“互联网+”是在玩概念。

　　胡泳：用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现实相比对，肯定不行。中外在“互联网+”上最大的区别是国家是否介入。

　　当“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国家、政府会对互联网创业给予极大的鼓励与支持，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虽然不能说这样的举措一定会取得成功，但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此大力度地倡导创新，至少，民众能获得的创业机会将极大丰富，这些民众也会倒逼不符合创新机制的行业，促其改变。出租车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如果民众获得机会，那么这种机会可能是商业的，也有可能是社会的，“互联网+”势必会造成中国社会、文化的微妙变化。因此，“互联网+”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我们对它可以充满期望。

　　访谈

　　中外在“互联网+”上最大的区别是国家是否介入

　　“大门口的野蛮人”随时会到来

　　读+：普通大众从字面上理解“互联网+”是互联网可以与一切行业发生关系。这种理解是否肤浅?

　　胡泳：我认为大众的理解没错。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互联网+”的内涵不需要深入理解，他们不需要概念，而是体验。比如能足不出户，方便地在网上挑选商品，他们体验到这种便利，自然也促进了“互联网+”的推进。

　　“互联网+”的内涵应该由行业领导者去思考，如果他们不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他们所在的行业可能会很麻烦。

　　读+：行业不重视“互联网+”会引出怎样的麻烦?

　　胡泳：有一个词叫“大门口的野蛮人”。有些行业的领导者可能会这样想：隔行如隔山，守住自己的“栅栏”，可相安无事。但互联网出现后，打破了很多“边界”，本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业，可能突然之间就来到你的大门口，并开始肆意进攻你的地盘。

　　这个“大门口的野蛮人”会给很多行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说，以前你很难想到，手机软件对出租车行业有什么关系，而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可谓翻天覆地。

　　从互联网的视角看，它们会不断寻觅、瞄准、锁定一些行业侵入，那些行业大多技术最落后，服务模式最陈腐，体系最封闭，最无视服务对象的感受，我称之为“四个最”。有这四个特征的行业、公司，最有可能被互联网袭击、攻破。

　　所以，每个行业都不能无视“互联网+”的存在，或固步自封，沾沾自喜，否则，这个行业将岌岌可危。

　　读+：各行各业被“互联网+”冲击的程度是否不一样?

　　胡泳：我经常将互联网比作黑洞，如黑洞效应将周边的东西慢慢吞噬，互联网终将影响所有产业，影响速率只是取决于它们与互联网距离的远近。互联网最终强烈冲击各行各业只是时间问题。

　　“互联网+”对行业的影响首当其冲在零售业、媒体、广告业发生，这些行业与互联网关联最大，受冲击更厉害、剧烈。

　　第二波冲击将波及餐饮、旅游、教育、医疗等行业，这些行业与居民生活联系较近。最后，“互联网+”将涉及更为“沉重”的行业，比如房地产、能源、金融、批发商业等，因这些产业还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导，所以尚未因互联网产生颠覆性影响，但这只是暂时现象。

　　两次工业革命解放手脚，这次变革解放头脑

　　读+：有一种观点：我们正在经历以互联网、数字化为核心的技术革命，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只有前两次工业革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胡泳：角度不同，结论也不同，对于技术革命，也有多种分法和命名。

　　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就提出，美国已进入“后工业社会”。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准是，社会中服务业所占有的比例，大大超过第一、二产业，无形资产相关行业更发达。

　　如果这次新技术革命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冲击，导致社会结构发生逆转性的转移，那么，它才可以与两次工业革命这样的变革相提并论。

　　现在，虽然我国一线城市、沿海地区有相当多的企业能与国际发展同步，但放眼整个中国，考虑到中西部、城乡差距，将中国的这次技术革命与两次工业革命相提并论，还为时尚早。

　　读+：与之前的两次工业革命相比，新一轮技术革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胡泳：之前的技术革命，所发生的领域多是工具类的，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这便是典型的工具性技术革命，通过这种变革，能提升产业效率，解放劳动力，产生更多产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被广泛运用，电力不仅是工具，也是一种基础设施，这种属性给这次变革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有些变革会演变成一种基础、前提，在此之上，各行各业都能得到继续发展的可能。正如新一轮技术革命，我们把人类创造力、热情不仅放在工具或基础设施的革新上，还放在知识的产出、分享、被利用的体系中。

　　两次工业革命，更多地解放了我们的手和脚，现在这次变革，解放的是我们的头脑。

　　互联网既是工具，也是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一套知识系统的构建方法，这是前几次技术革命所不具备的。

　　读+：“互联网+”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胡泳：在这个世界上，比特(计算机中最小的数据单位)的作用远远大于原子。以往，我们往往通过移动原子创造价值，如大规划生产背后一定是大规模营销，让所有的人克服距离的障碍，去消费同样性价比高的产品。但是现在，我们发现，真正的价值不是来自移动原子，而是移动比特，即移动无形的贸易、知识、信息、智慧，以此产生价值。

　　原子变化的速度非常缓慢，比特却可以瞬息万变。

　　“互联网+”的核心在于用比特替代原子，以消费比特代替消费原子，这样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价值。能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参与的人，将取得丰厚的回报。

　　城市会慢慢变得“软”又“轻”

　　读+：“互联网+”将给城市带来什么?

　　胡泳：以前的概念来看，城市是一个沉重的实体，它根据人口的数量、城市人的需求配套相关设施，这个实体的背后有投资，有管理，有各个系统的衍接，这些都是原子的东西。

　　但在今天，我们需要考虑，如何用比特代替原子，改变我们运用实体资源的方式。这种改变的需要也就是城市发展的需要。

　　比如看病，大家是不是都需要起个大早，排着长长的队，与号贩子竞争，挂到一个专家号?其实完全可以用比特的方式来改变这种现象，互联网技术能实现远程诊疗，医生能通过虚拟设备远程感触病人的身体。城市中有相当一部分服务可以完全数字化，不仅能节省市民的生活成本，还能节省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成本。

　　比如，城市交通可转化有数据管理的科学出行系统，教育完全可以网络化，繁琐的办事手续也可以在网上办事大厅里完成，

　　在这种趋势下，城市会慢慢变“软”，从原来的坚硬实体，变成一个被越来越多软件支撑运行的系统。城市还会变“轻”，城市的发展将不再以大规划城市改造、修建高楼大厦为衡量标准，而是轻盈、智慧、高效。

　　读+：中国的城市在这种“互联网+”大潮中如何应对?

　　胡泳：在互联网时代，对城市管理者要求更高了。未来，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比特式管理的城市中，你的衣食住行将非常便捷，城市的运作也更加高效。比如治安水平，不是看有多少派出所、多少警力，而是治安数据系统是否能良好地运转，一旦出现状况，能非常高效地进行处理。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城市中的人有多少时间、多少事情可以在网上完成?服务供应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市民的网上需求?

　　城市管理者能不能用数据系统来管理这个城市，这很关键，让城市的市民生活方便，让市民拥有健康的身体，治安平稳的生活环境，便利、良好的教育等等，这便是智慧城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