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购限额5000元”的传言与辟谣中，央行派发周末发布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戏剧性地在网民中间得到迅速普及，可见“利益相关”四字力量之巨大。

　　网民认为网购限额5000元的规定损害了其利益，所以议论纷纷，但央妈说了，这纯属误读，网络购物消费额度是没有限制的，5000元限额只是针对支付账户(比如支付宝)的扣款，如果消费金额超过5000元，虽然支付账户里的钱不能再动了，但还可以从银行卡账户支付，所以，消费额度实际没受影响，只是扣款渠道不同而已。

　　现在看，消费者进行网络支付，除了损失了一些便捷性之外，其实并非“意见稿”的最大受影响者，而真正可能因为“意见稿”受损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银行卡之外的“扣款渠道”，也就是所谓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等互联网金融企业，包括阿里的支付宝、万达的快钱、腾讯的财付通之类。5000元限额以及“对身份基本信息的多重交叉验证”等新要求，将大大的限制住这些公司业务的腾挪余地。举个例子，比如有的企业以前会拿支付宝发工资，把钱直接打到员工的支付宝帐号上，以后可能就不行了，因为限额是5000元，那么如果通过支付宝办理银行账户向员工支付宝转账呢，以后也不行了，因为“意见稿”规定“转出账户应仅限于支付账户客户本人同名银行借记账户”。

　　这各种“不行”加起来，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网民不愿意再把资金放在网络支付账户里，因为不方便嘛。如果说互联网金融机构是条河，网民的资金就是水，央行从上游拉闸限流，最坏的后果就是河的干枯。

　　央行这份“征求意见稿”至今已是第四版，从2012年1月首度就《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面向公众征求意见算起，已经过去了3年6个月。而这次依旧引发议论纷纷，显示出法律法规在应对社会新鲜事物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央行为网络支付立法，最好的局面当然是双赢，对互联网金融企业来说，网络支付有法可依之后，就可以更少顾虑的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对网民来说则可以防范支付风险，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但问题是，这只是理想状态，如果法规制定不当，则也有可能起到扼杀创新，给消费者制造麻烦，保护垄断利益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社会各个阶层，只要是利益相关方，都应该积极加入到法规制定的博弈中来，为自身争取合法权益，意见征求过程中，人人都有发言权。

　　以笔者个人的看法，非银行支付机构相对于银行来说，对客户的保障目前确实要欠缺一些，比如不久前出台的存款保险制度就规定对个人存款账户50万以内的赔付，非银行支付机构就无此规定。但问题是，“安全”并非给企业上紧箍咒的绝对理由，笔者们要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在全世界领域内都是领先的，而且至今仍未出现过大的纰漏，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一定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破除不必要的束缚，要顾及企业的活力以及消费者的体验，比如，消费者开第三方支付账户还被要求提供不少于三份能证明“你就是你”的文件，这就太繁琐了。

　　在相信监管力量的同时，也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在市场与消费者的推动下，不合理的监管政策终将会形同虚设，比如去年3月二维码支付(顾客扫商家二维码支付)被央行暂时叫停，随后支付宝和财付通两大巨头就推出改良版(改为商家扫顾客手机上的付款码)，绕过了监管。

　　几百年来，创新与监管就是一对永远纠缠的矛与盾，哈佛商学院教授德伯拉·帕斯在其《从海盗船到黑色直升机》一书中曾写道，“当技术发展走在政府管制和市场前面，至少有一段时间无规则可循时，先驱者们奋力前行，任由政府在睡梦中喘息的情形。但是最终，不可避免地，连牛仔都意识到他们需要规则：产权规则、协作规则、竞争规则，于是原先的先驱者们求助于政府，说服政府制定规则，为下一次革新浪潮搭建舞台”。面对历史铁律，监管方没必要过于谨小慎微，也不必把被监管方当做假想敌，他们其实比政府更需要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