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化和中国城镇化都是当前大潮流、大趋势，而且伴随着以PC为代表的第一次信息革命——计算革命和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二次信息革命——数据革命(有人将此视为第三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城市的定义、定位与形态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规模的智慧形态出现，例如智慧经济、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居住、智慧教育等，都使得处于城市中的人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效率提升和体验深化。

　　2011年年底，IBM在里约热内卢举办了一次智慧城市的论坛。曾带领IBM在实践智慧城市管理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即将从IBM退休的掌门人彭明盛问道:“当一些市长可以搞定问题，而其他领导人在止步不前时的感受是怎样的呢?”里约热内卢市长帕埃斯接受赞扬，默默盘算IBM为该市设计的城市管控运营系统带来了多少政治收益。“城市领导者是没有意识形态之分，”彭明盛引用纽约传奇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的名言“城市管理的方式不分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结道：“智慧城市的领导者应针对长期目标思考和管理城市。”至少，也应该为下一届选举做准备。

　　如今，城市是最务实和高效的政府管理层级，而到国家层级则举步维艰。同为城邦国新加坡外交顾问的保劳格·康纳(Parag Khanna)和戴维·斯基林(David Skilling)联合发表了一篇名为“小地方的大智慧”(Big Ideas from Small Places)的文章，他们认为“世界各地的城市在全球性的问题上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尽管城市在不断扩大，城市依然具有促使人们一起参与建设的共同愿景，纵观本章这种务实性无处不在。试想一个市长站在办公室的窗前俯瞰他所管理的这座城市——物品得到很好的配送，社会安定，有高水平的医疗和卫生服务。这些项目占据了政府预算的绝大部分，如果这些项目管理不善，将引起公众极大的不满。这些领域非常需要新技术来解决问题。

　　类似IBM这样的公司认为，他们提供的商业解决方案也能解决城市治理问题。但城市毕竟不是公司。很多大型技术公司可能花费了5年时间给城市管理者们灌输技术理念，然而它们自己也需要不断提高对城市该如何运作的理解和认识。正如波士顿的雅各布所说，“在产业界除了失误，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因为它们把城市看成了更大规模的企业，于是对什么条件会导致什么后果’做了大量的假设。它们往往会对我们的实际运作方式做出重大误判”。彭明盛也许相信世界上各城市的领导者们都是非意识形态方面的专家，然而他自己的员工及客户每天面对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城市政治的现状。

　　让市民参与寻求解决智慧城市问题的方案，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只有极少数的黑客愿意去帮助 IBM的技术人员解决那些他们解决不了的、枯燥的、危险的问题。即使是在应用程序设计竞赛中，他们提交的那些充满创造性的作品，对市民也没有产生持久的价值。法国互联网领袖活动家丹尼尔·卡普兰(Daniel Kaplan)说：“如果应用程序设计竞赛只是被用于证实某概念或证明程序员的技术是最有用的，那么竞赛仅为普通市民的生活增加了一件趣事而已。”在引导市民通过网络和社会媒体参与智慧城市建设时，要注意与市民的需求相匹配。

　　如果那些极客们并没有真正寻求智慧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又将由谁来设计未来的智慧城市呢?最终建设智慧城市的重担将落在城市管理者及其团队的身上。为降低风险，他们会向大公司购买解决方案，同时发动市民努力解决同样的问题。如果这种方法不可行，他们也会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智慧城市。他们会在所拥有的资源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地建造智慧城市。

　　尽管在设计智慧城市过程中，公民领导力的新模式正在展现，但仍旧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确保产业界和草根阶层都有创新的机会?政府如何在不推卸责任的情况下，授予市民创造和提供新的公共服务的权利?如何更好地搜集和汇总城市公共数据，并建立保障措施防止这些数据被滥用?上述问题没有一个会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还会出其不意地重复出现。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些问题会堆积在市领导们的办公桌上，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去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