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埃森哲陆续采访了欧美亚等地区250位跨国制造企业高管(其中有35名来自中国)，征询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近期与远期发展规划，以及增长的源泉;可能影响到企业实现增长目标的种种挑战;企业的运营模式能否有力支持其未来发展;制造设备的放置地点及原因;怎样吸引并培养所需的技术力量;哪些投资对于推动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大量证据表明，尽管制造企业的绩效自全球经济衰退以来已有了一定回升，但企业高管们依然心有余悸，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增加自身运营的灵活性，以妥善应对各种变化。特别是那些过去几年中表现最为强劲的制造企业，这方面的力度尤为显著。通过此次调查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企业与美国同行的差异，以及中国企业如何在波动的商业环境中寻求发展。
乐观情绪横跨中美
中国早期制造业的成功，源于出口需求、廉价劳动力以及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等因素。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则基于国内消费市场和高价值产品的推动。如今，中国制造企业正力求更上一层楼。参加本次调研的中国高管们对本行业的前景颇为乐观，预计未来企业收入与利润会继续增长，国内外市场份额将持续扩大。
调查发现，自2011年以来，93%的中国制造企业和90%的美国制造企业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收入增长。同样，两国企业也都乐观地相信，近期的企业收入将继续上升。2011年以来，94%的中国企业都增加了产量，这与美国企业的情况基本相同(92%)。在同一时期，中国企业的产能增幅超过美国(分别为77%和60%)。
在中国，产量增加主要归因于国企，其速度远远领先于私企，且差距每年都在扩大。然而，增产行动也付出了高昂代价。目前，中国正在竭尽全力解决诸多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国企的资本回报率和利润率不断下滑，其间只因政府在2009年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而出现回升。相比之下，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增长则主要由市场需求驱动。
大多数中国企业坚持表示，自身盈利能力在2013年有着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事实上，中国很多制造行业的盈利规模却在逐年缩小。过去五年间，中国19个行业中有15个盈利规模出现萎缩，其中11个在过去十年间持续回落。
很多中国企业已遇到了各种阻碍。中国的制造企业应当认识到，竞争对手绝不会裹足不前，特别是美国企业。国内与国际竞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中国企业在全球舞台上所面对的竞争对手数量之多、级别之高，国内市场无法企及。
中国企业须增强紧迫感。要想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必须在某些方面迅速追上竞争对手——包括弥合关键生产能力方面的差距、大幅提升生产力水平，以及加强企业运营的灵活性等，不一而足。
中美互为最大海外收入来源
中国制造企业大都表示，美国是除本土市场以外的最大收入来源。美国企业高管也认为，中国是其最大的海外创收市场。随着中美经济依存度的加深，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高管把国内市场视为其当前最大的创收市场(94%)，其次是美国(37%)和俄罗斯(26%)。美国企业高管也普遍将本土看作是当前最大的创收市场(81%)，其次是中国(39%)、加拿大(23%)和德国(23%)。
2014年至2016年，中国企业高管预计国内市场的创收重要性将会有所下降(86%)，美国(37%)和俄罗斯(26%)不会出现太大变化。美国企业高管则普遍认为，美国仍将是最重要的创收市场，但中国市场的创收作用会更加突出。
未来三年，巴西对于中国制造企业将更为重要;看重该市场的高管比例由现在的6%增加至2016年的20%。比例相似(18%)的美国制造业高管也认为，巴西届时将跻身其创收市场的前三甲。尽管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增长强劲，但中国企业高管认为，即使到2016年，这些国家的创收贡献仍将只占很小一部分。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把力量投入到了两个地区，一是国内市场，另一个就是有望促进自身发展的发达市场(如美国)。此外，它们也希望能够维持而非扩大在俄罗斯的市场份额，同时更加关注巴西市场。
路径有差异，增长瓶颈相似
调查显示，在规划未来发展时，中国制造企业往往会采取内生式的增长方法。近四分之三(74%)的中企高管表示，他们计划主要(50%)或全部(24%)依靠内生式增长，而倾向于外延式增长的高管只占9%，另外18%的高管则计划兼顾两种方式。但只有55%的美国高管计划大部分或全部依赖内生式增长。
在计划采用非内生式增长的中国企业当中，并购是最受青睐的方法(69%)，其次是合资(50%)及合作(31%)。埃森哲对2013年公开披露的并购案进行了分析，在中国企业发起的近300项并购行动中，三分之二以上(68%)的并购对象都是中国内地及香港以外的企业。这些国外并购标的大多集中在美国，占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总数的约10%，这一比例还将持续走高。
中美高管基本上都同意，今后几年的增长面临一些潜在阻力。中方高管列举出了某些可能会影响其实现2014年增长目标的障碍，很多都与市场波动性有关。其中提到最多的，包括全球货币不稳定(57%)、难以预测的商品价格(43%)，以及主要市场上的政治与社会动荡(40%)。大约43%的中方高管还提到了降低运营成本的压力和市场竞争，认为这些也是需要克服的困难。
在美国高管眼中，最大的问题同样是全球货币的不稳定，不过比例只占43%，远小于中国同行。另外，难以预测的商品价格(38%)，以及主要市场的政治与社会动荡(32%)，也被视为与波动性相关的最显著阻力，而降低运营成本、应对强大竞争对手的压力亦不容小觑。
鉴于上述重重挑战，认同或非常认同构建运营灵活性的中国高管比例达到了91%，美国高管为86%。所谓运营灵活性，是指迅速将生产活动从一个现有设备移至另一个设备的能力，或者在现有设备上改变产品结构的能力。
中国制造企业四大诉求
中国企业也像美国企业一样，将提升运营效率视为重要杠杆，但未来12个月，它们可能会更看重降低生产资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他们认为这才是提高利润率的关键所在。这种意识再次说明，中国企业越来越担心工资上涨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今后的增长。
要实现稳健持久的增长，另一个关键任务是建立坚实的运营基础——包括生产设施网络、人才，还有支撑运营灵活性的科学经营模式。
按照参与调查的中方高管的说法，中国制造企业已在这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运营的某些关键环节依然存在缺陷，这可能使其难以达成自身的增长目标。
首先，中国企业认为其运营模式需进一步支持资源的灵活调配，从而适应需求的不断变化。
在某些促进灵活稳健运营的关键领域中，中国制造企业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它们现在可以更加准确地体察到市场变化趋势，增强网络运营活动的透明度，部署模块化业务流程，并且深刻地了解本地文化差异。虽然如此，它们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并没有渗透到运营工作的所有环节，这说明中国企业仍有提升能力的空间。
为了强化这方面的能力，90%的中资企业把2014年的工作重点放在了改善运营模式上，而采取如此做法的美国企业只占71%。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最核心的关注点就是人才、技术、业务流程建设，以及政策框架和能力建设。
其次，中国企业认为生产设施网络需要优化，例如搬迁或新建工厂，以减少经营成本、开辟新市场。
制造企业必须要认真分析在哪里、以什么方式生产产品才能打入新市场，必须要提升反馈客户的敏捷度，同时降低总体运营成本。经过这样的分析判断后，企业往往会决定将生产设施由一国迁至另一国，或在新的市场中建立生产设施。对一些制造企业来说，生产选址主要取决于成本下降的幅度。
2011年以后，37%的中国制造企业(等比例的美国企业)将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了搬迁，主要是迁往国内其他地方。同一时期，43%的中资企业(48%的美国企业)建设了新的生产基地，大部分也在中国国内。此外，40%的中国企业(26%的美国企业)正在考虑2014年生产活动的迁址事宜。
中国制造企业提到最多的一个原因，是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的每小时平均报酬已从2001年的0.72美元出现了迅速上涨，预计在2015年将达到6.31美元。
这也说明，中资企业正期盼着新建生产设施能够带来新的增长机遇。40%的中企高管指出，开辟新市场的强烈意愿是其决定新建设施的前三大因素之一。43%的高管认为，该因素很可能也是企业未来搬迁决策的三大动因之一。
这些发现说明，中国制造企业正在重复着美国同行的发展路径。美国制造企业如今正想方设法把生产基地向主要的需求市场——美国和中国靠拢，这不仅有助于企业提高客户反馈速度、缩短发货时间，而且还可有效降低运输成本。
研究发现，降低劳动力成本虽是生产选址的一大决定性因素，但它已不再像美国企业过去那样是首要因素。换言之，对于美国企业，生产迁址正日益成为一种促进增长的战略，而非简单的效率提升之举。
而就中国企业来说，尽管它们不断追求价值链的提升，但在生产选址中，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仍可能扮演主角。
几乎所有(97%)的中方高管都表示，他们在未来12个月中将显著或大幅增加合同制造的比例，而有此表示的美国高管仅占66%。与美国同行相比，中国高管更有可能将合同制造视为其长期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缓解短期能力局限的一种手段。
再次，中国企业认识到需要尽快弥补人才短板。生产企业不断聘用人才，但很多企业在一些关键岗位上仍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
对于当今的中国企业而言，在面临着以下三项挑战的情况下，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一是前面已提到的工资上涨;二是劳动力老龄化导致工作技能缺失(中国15岁-64岁人口的数量将自2015年开始萎缩，新生劳动力到2020年将会比2010年减少30%);三是中国劳动生产率落后于很多工业化国家(比如美国工人的平均生产力水平是中国的3倍)。
86%的中国企业自2011年以来不同程度地扩大了生产员工队伍，美国企业这一比例仅为72%。其中，37%的中国企业在招工时，新增用工大多为临时工或全职合同工，而非全职或兼职的小时工。
七成的中国高管表示，2014年企业将继续聘用和增加生产人员队伍，首先是增加全职员工的数量(69%)，其次分别是合同工(60%)和兼职员工(51%)。
尽管招聘力度很大，但调查发现，中国企业总体上各岗位都存在着较大的技术差距，这类企业的数量明显多于美国。更多的中国企业高管认为：人才匮乏是企业下一年度实现增长目标的最大挑战，其比例几乎是美国高管的3倍(26%vs.10%)。为了弥补差距，69%的中国企业很可能会采取将绩效奖励同个人业绩和企业利润挂钩的方式，60%的中国企业将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与福利政策。
第四，中国制造企业都在仔细权衡投资计划，力争使投资在新建资产和现有资产之间取得妥善平衡。
中国各企业正在不断将资源有针对性地投放到重点业务领域中。不过，很多中国高管指出，在安排新设备与技术投入的同时，也应努力使现有资产创造更多价值。
2011年以来，四分之三的中国企业和80%的美国企业都进行了资本投资。这些投资大都流向了新的生产设备和现有生产厂房的基础设施两个方面(62%)。大约一半的中资企业表示，它们在生产技术(54%)和新厂房建设(50%)方面进行了投入。
过去两年间，中国国企的投资力度逐渐走强，而私企的投资力度逐渐放缓(尽管仍在增加)。中企高管表示，2014年投资活动将持续，绝大部分企业计划将投资重点放在生产技术和新生产设备采购两方面。
63%的中国企业和59%的美国企业表示，它们非常重视延长现有资产的寿命和贡献，并将通过一整套措施实现这一目标，包括：减少浪费的精益举措(82%)、全面生产管理(73%)、自动化技术(68%)和分析法(27%)等。大约四成的中国企业计划引进质量管理、精益转型、生产流程优化，以及库存管控等先进手段。
信息技术也成为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投资领域。近90%中资企业表示，它们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绩效管理工具方面，比如监控面板和指标衡量系统、质量控制手段，以及ERP解决方案等。
中国制造企业如何夯实基础
中资企业正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要弥补在关键生产技能方面的巨大差距，切实改善生产效率水平，并且大幅提升整体的运营灵活度。
另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是，中国消费者正在迅速发生变化，传统的城市-农村二元化消费模式，正在被很多不同的消费者群体及新一代的数字消费者所代替。这一发展趋势要求中国企业着力发展新的能力。
全新的竞争环境形成了重大挑战。在人才济济的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既面临美国、德国等复苏的制造业大国竞争，又面临着日益成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竞争加剧要求中国企业一定要提高生产力水平。但中国的生产力增长已经放缓，而工资水平却在迅速走高，加上最终产品定价难以提升，有可能会侵蚀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速度、敏捷性、成本等方面，中国企业今后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运营效率，开发出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和服务，将会大大影响到企业实现稳步增长的能力。
中国国企的转型极为缓慢。事实上，国企的运营效率较2008年之前有了大幅下降，与私企相比更是每况愈下。即使那些已经取得进展的中国企业，大部分正在经历的转型都属于渐进式的、零敲碎打式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企业制定出了全面系统的转型规划，这正是打造企业未来竞争优势和实现盈利的必要之举。
中国企业的乐观态度，掩饰了将来为实现国内外两大市场的双赢而在基础工作方面必须要做出的巨大努力。
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企业应当做好这些工作：继续大幅提升企业生产力水平，这样可在价格低企而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下有效地抑制成本上升;创建高效且适应性强的(全球与地区)运营模式以及端到端供应链系统;加大对迅速变化着的客户及运营活动的洞察与分析投入;彻底重新审视企业的经营战略，充分考虑到正在席卷所有工业化经济体和众多行业的制造业数字化革命;全力打造强大的创新能力，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新的经营方式。
中国企业的未来一片光明。但要想实现真正的增长，还必须要采取战略性、全局性的措施。如能突破以往所采取的那种仅限于技术层面、零散式的短期变革(尽管这些举措过去曾发挥了积极作用)，切实满足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澎湃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