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技术正在创造一个庞大、自动且无形的第二经济体——并由此引发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变革。

　　1850年，此时距美国内战还有十年之遥，美国的经济规模还比较小——并不比意大利大多少。40年后，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就是铁路。铁路连接了美国的东西部、内陆与沿海。铁路使得东部的工业产品唾手可得;实现了规模经济;刺激了钢铁业和制造业——经济活动从这样发达。

　　像这样的深刻变化并罕见。经常——每60年左右——新技术出现，并且数十载悄然地改变着经济：它将新的社会阶级带到历史前台，并为商业创造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如今还能发生如此深刻、缓慢且悄然的变革吗?

　　现在，这样的变革——深刻、缓慢且悄然的变革——仍在发生吗?

　　或许，人们期待的是基因技术或纳米技术带来的变革，但是这些技术的时代仍未到来。我认为信息科技领域中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远远超出了电脑、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的使用。曾经发生在人类之间的业务流程如今以电子形式执行。这些流程发生在一个无形的严格数字化的领域。

　　表面上，这种转变似乎并不特别重要——我们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认为这种转变正在引发一场革命，这场变革的重要性和剧烈程度并不亚于当年的铁路技术。它正在悄然创造着第二经济体，即数字经济。

　　看不见的对话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20年前，如果你走进机场，你会走到一个柜台并将纸质机票出示给一个服务人员。那个人会在一台电脑上注册你的信息，告知你即将搭乘的航班，并且登记你的行李。这些都是由人工完成的。如今，你走进机场后会去找一个机器。你放入一张常旅客卡或信用卡，仅需几秒钟就可以拿到登机牌、收据和行李牌。

　　我感兴趣的正是这几秒钟内发生的事情。卡放入的瞬间，就好像投入池塘中的石子激起层层的涟漪，你就激发了一场机器之间的宏大的对话：一旦你的名字被识别，电脑开始和航空公司核对你搭乘的航班的状态、你的旅行记录和安全部门核对的你的姓名。

　　电脑会检查你的座位选择，常旅客状态以及你是否可以使用休息室。护照检查、移民检查、中转航班核对。甚至是为了保证飞机的重量分布合理，机器也会根据机身的前部或后部是否负载过重来调整乘客的数量和座次。

　　这场看不见的对话发生在多个服务器之间，服务器与配备了计算机的通信卫星之间，通信卫星与你目的地的计算机之间。

　　你所触发的这些繁杂的对话发生都是远程进行的：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以及其他互联网和电信设备，不断更新和传输信息。这都发生在你拿到登机牌所需的几秒钟内。

　　并且，即使在那发生以后，如果你将这些对话视为闪烁的灯光，它们仍然会在全国各地闪烁一段时间，或许正和飞行控制器对话——说什么飞机即将起飞请做好准备。

　　现在考虑第二个例子，来自供应链管理。20年前，如果你想通过鹿特丹将货物运进欧洲，拿着写字夹板的人会登记入港信息、检查货物清单、填写文件并且致电目的地以让其他人知晓。如今，这些货物通过 RFID 门户进行扫描、数字捕获并自动发送。

　　RFID 门户与始发托运人、仓库、供应商和沿途目的地之间保持着数字通信，所有这些都被持续跟踪和控制，并且在必要时调整路线以优化路径。过去需要人类完成的工作如今变成了远程服务器之间的一系列对话。

　　两个例子中，甚至发达国家中的所有经济中，实体经济中的过程开始进入数字经济，在数字经济中它们与其他过程“对话”，在多个服务器和半智能节点之间持续进行对话，更新、查询、检查并重新调整事物，最终与实体经济中的过程和人再度联系起来。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这些能够交流、执行和触发进一步行动的数字化业务流程中的另一个经济体——第二经济体——正悄然和实体经济一起逐渐壮大。

　　盘根错节

　　如果让我来形容这种经济形态，我会用这些词汇：庞大的、沉默的、相互联系的、无形的以及自发的(也就是说，尽管是人类可以设计它，却无法直接参与它的运行)。它是远程执行的、全局的、始终在线的且可以无限配置的。它是并行的——一个伟大的计算机表达——意味着一切并行发生。它是自我配置的，意味着它不断地重新配置自己，并且它也是自组织的、自我架构的和自我修复的。

　　后面的描述听起来像是对生物的描述——确实是的。实际上，我开始将实体经济表面下的第二种经济形态视为一个巨大的相互连接的根系，非常像杨树的根系。地面上每英亩杨树，在地下大约有十英里根系，根系之间互相连接、“交流”。

　　这个比喻并不完美：这个新兴的经济形态的根系比任何白杨根系复杂，因为它正不断地产生新的连接和新的配置。但是白杨的比喻很好地说明了杨树的可见实体世界隐藏着一个一般大甚至更大的不可见的地下根系统。

　　这个不可见的第二经济体到底有多大?通过粗略的计算大约二十年后，数字经济将达到实体经济的规模。就好比将有另一个美国经济体停泊在旧金山并且持续增长(或者，还用我上面的杨树根系这个比喻，隐藏到了原本的实体经济下面)。

　　第二经济体的增速有多快?

　　以下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自1995年数字化真正开始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力(工作每小时的产出)每年约增长 2.5% 到 3%，伴随着些许波动。没有人确切知道这种增长有多少是由于信息技术的使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标准测量低估了这一点);但是一些不错的研究将生产率增长的 65% 到 100% 归因于数字化。

　　那么，假设从长远来看，第二经济体将导致整体经济的生产力每年大约增长 2.4%。如果我们假设劳动力不变，则意味着产出也以 2.4% 的速度增长。增长率为 2.4% 经济体每30年其规模将翻一番;如果继续保持的话，2025年第二经济体将和1995年的实体经济具有相同的规模。这里的确切数字或许仍具争议，但是如果争论此的话我们就本末倒置了。

　　重要的是，第二经济体不是实体经济的一个小小的附加品。二三十年后，第二经济体将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

　　第二经济体，即数字经济并没有制造出任何实物。它没有在酒店中帮我铺床，也没有在早上给我端来橙汁。但它却左右着一个体量大到吓人的经济活动。它帮助建筑师设计高楼大厦、跟踪交易和库存、将商品从一处运输到另一处、执行交易和银行业务、控制生产设备、进行设计运算、为客户计费、给飞机导航、帮助诊断病患以及指导腹腔镜手术。

　　这些事物增长缓慢，仍需要时间才能形成气候。在任何深刻的变化中，新技术出现时工业界并不会立刻采用新技术，一旦开始，就创造了从新技术的可能性中获利的新模式。

　　我描述的深刻的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所有的发达的经济体中，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并且只有当我们找到了比杨树根系更好的比喻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其革命性规模。

　　经济的神经系统

　　在我描述的数字对话中，实体经济中发生的事物被第二经济体所感知并做出恰当的回应。一辆卡车通过一个 RFID 传感器传递负载信息时，或你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进行了大量的计算，并触发了恰当的实体行为。

　　这与生物学家如何看待智能有相似之处。我并不是在讨论人类智能或其他有意识智能。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有机体能够感知到某些事物、改变其内部状态并恰当反应，就可以称该有机体是智能的。

　　如果你将大肠杆菌置于浓度不均匀的葡萄糖中，它会游到葡萄糖浓度更高的地方。生物学家将这种行为称为智能行为。大肠杆菌感知到了某些事物、进行了某些“计算”(尽管我们并不确切了解它们的计算过程)并且做出了恰当的反应。

　　这样的过程并不涉及大脑。原始的水母中并没有中枢神经系统或大脑。水母仅有一种神经层或神经网络来感知并恰当反应。我认为所有的白杨树根——这个庞大的能够感知、“计算”并恰当反应的全球数字网络——正开始构成经济的神经层。这个虚拟的第二经济体构成了实体经济的神经层。这是一种怎样的定性变化?

　　这样想吧。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大概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瓦特蒸汽机出现时，持续到1850年甚至更久——经济发展出了机械动力形式的肌肉系统。现在经济正在发展出一个神经系统。这听起来很宏大，但我认为这个比喻是恰当的。

　　1990年左右，计算机开始真正地和彼此通信，万物之间正在建立连接。单个机器(服务器)就像一个神经元，通信路径和连接则像轴突和突触，使得机器能够互相对话并且采取恰当的行动。

　　这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变革吗?我认为是的。事实上，我认为这是经济中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它是一种深刻的质变，为经济带来智能的、自动的响应机制。这种变革没有上限，没有这种变革不得不停下来的地方。

　　我对科幻小说、预测奇点和谈论机器人都不感兴趣。我想说的是，我们很容易低估这种变化即将带来的影响。

　　我认为，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除了战争和瘟疫，第二经济体将谱写大量故事，这个无形的地下经济体将对我们在地面上的所作所为做出智能的回应。

　　比如，如果15年后我在洛杉矶开车，那很可能是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它会和周围的汽车互相通信。第二经济正在缓慢地、悄然地、坚定地为我们创造一个新世界。

　　危机四伏

　　当然，正如所有的变化一样，这种变化也存在隐忧。我担心这种变化将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例如，生产力每年增长 2.4% 可以意味着相同数量的人的产出增加 2.4%，也可以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更少的人得到相同的产出。两者都在发生。

　　每个人的产出正在增加，但是全国范围内，总产量需要更少的人来生产。如今，航空公司的办公桌后面所需的人工越来越少。大多数的工作仍然是实体的——总得有人将你的行李放到传送带上——但是大量工作已经消失在能够感知、数字通信和智能响应的数字世界中。

　　实体工作岗位消失在了虚拟的经济中，并且我认为这种工作岗位消失的影响使得工作岗位转移到印度和中国的更显而易见的影响相形见绌。

　　这种变化与此前发生的事情有相似之处。在20世纪早期，农场工作变得机械化，农民的需求减少;几十年后，制造业工作机械化，工人的需求减少。现在服务业中的很多业务流程变得“机械化”，服务人员的需求减少，这对就业产生了系统性的下行压力。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那么多的律师助手、制图员、电话接线员、打字员或记账员。

　　很多类似的工作已经以数字化形式完成了。我们确实仍然需要警察、老师和医生，这些工作需要人类的判断和互动。但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所有裁员事件，其主要是因为就是大量的工作岗位消失在了虚拟的第二经济体中。并且不复出现。

　　以这种方式看待事情，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我们仍然在努力解决 2008 至 2009 经济衰退期间待人的的失业问题。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更大的教训。第二经济体肯定是本世纪甚至更远的未来中增长的引擎和繁荣的提供者，但是它可能无法提供就业机会，因此很多人可能无法享受其带来的繁荣。因此我认为经济的主要挑战将从生产致富转变为分配致富。无论我们做什么，第二经济体都会创造财富;财富的分配已经为主要问题。

　　几个世纪以来，工作就业是分配财富的方式，而且就业机会总是随叫随到的。当农场工作岗位消失时，我们仍然有制造业工作岗位;而当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时，我们转移到服务业工作岗位。随着这次的数字化转型，最后的工作岗位正在缩水——我们遇到麻烦了。

　　当然，系统会自行调整，尽管我也不是十分确定。或许经济中将出现新的部分，并提供全新的工作。或许我们将缩短工作周而有更长的假期，从而制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或许我们将不得不补贴就业机会。

　　或许工作岗位和具备生产力的概念将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办法总比问题多。好消息是，如果我们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最终将有自由把精力投入到创造性行为中。

　　下一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

　　在1930年，凯恩斯做过一次讲座，讲座的主题是《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现在重读这份讲稿，我们就是凯恩斯口中的“后代”，我惊讶于这篇文章的准确性。凯恩斯预测“一百年后进步国家的生活水平将是今天的四到八倍”。

　　他正确的警告出了“技术性失业”，却也大胆地猜测“经济问题(生产足够的商品)可能会得以解决”。如果我们问凯恩斯以及其他同时代的人这些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可能会想像许许多多的工厂配备了许许多多的机器乃至是机器人，而其中的工人则逐渐被取代。

　　这不是今日事情发展的方式。我们确实有先进的机器，但是在个人自动化(机器人)方面，我们拥有集体自动化。在实体经济，以及其中实体的人和行为的表面下，存在一个第二经济体，自动化且具有神经智能，其扩张没有上限。我们享受的繁荣以及失业问题不会令凯恩感到惊讶，但是实现这种繁荣的方式会令他感到惊讶。

　　悄然形成的第二经济体——庞大、互联且力量强大——正在为我们创造一个崭新的经济世界。我们将如何在这个世界中取得成功，我们将如何适应这个世界，我们如何从这个世界中获利和共享利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