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8日,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创绿家项目支持,摆脱塑缚、无毒先锋、仁渡海洋合力主办,捡拾中国、无境深蓝、成都根与芽和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联合协办的线上论坛“后疫情下塑料污染治理”正式召开。

为了配合防控疫情需要,以及响应论坛的环保宗旨,本次论坛特意调整为线上举办。便捷的参与方式吸引了海内外超过200家关注减塑议题的企业、公益机构以及多名专家学者齐聚研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塑料生产国和消费国。资料显示,2019年,中国的塑料产量达到了8180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25%。而其每年无法妥当处理的塑料垃圾占到了882万立方米,其中132万立方米的垃圾最终被“扔”进了海洋。

如何解决塑料污染问题?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海南省降解塑料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季君晖总结:“第一是减量,第二是回收和降解。”本次减塑论坛在议程设置上着眼可持续发展,紧贴国内塑料污染问题新形势:不仅有生物可降解塑料技术的发展预测,也有关于新一轮限塑政策的分析,更有紧跟新冠疫情的应对探讨。更重要的是,本次论坛分享了包括监测海岸品牌垃圾、新塑料经济等一系列具有实践意义的减塑做法,十分值得借鉴。

2020年1月,我国生态环境部、发改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对一次性塑料产品的生产、使用与循环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至2020年底,包括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等一系列一次性塑料制品将在全国范围内被彻底禁止生产和销售。2020年3月,海南省公布了《海南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第一批)》,目录将于2020年12月1日正式实施。这意味着,海南省将成为我国探索可降解塑料制品的领头羊。

国家坚定加快限塑步伐,限塑为何如此重要?塑料不仅会影响陆地和海洋景观,成为许多生物的直接或间接“杀手”,更会影响气候。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传播官员胡敬唯介绍,塑料从摇篮到坟墓的过程中,都会排放温室气体。超过90%的塑料制品都是以化石燃料为原材料制作而成,并且在塑料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会排放温室气体。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如今全球每年约有4%-8%的石油消费与塑料有关。如果我们不改变现在生产、使用塑料的情况,到2050年,塑料将占全球石油消耗总量的20%。

突破疫情新形势下的减塑难题

新冠疫情来袭,全球人类居家隔离,抗击病毒,无法出门让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更为依赖电商和外卖。来自香港环保组织“绿惜地球”的环境倡议总监朱汉强介绍,由于疫情影响,经济暂缓,旅游停摆,全球的塑料生产总量有所减少;但与此同时,口罩(无纺布)、一次性餐盒餐具、快递包装的使用量相比去年同期有显著增加,给减塑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

如何能够在保证防疫效果的同时,可以尽最大努力过上减塑生活?朱汉强认为,随着人们卫生和消费习惯因疫情而改变,环保倡议工作其实大有可为。据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所发布的《后疫情时代 美好生活的绿色可能性调查报告》显示,超过70%的人在疫情期间“在家做饭次数更多”,过半受访者表示喜欢这个三餐方式的转变;79.3%受访者愿意保持在后疫情时代“更多时间自己做饭”。但朱汉强同时也担忧,随着疫情逐渐减轻,如何让愿意在家做饭的人继续保持自煮的习惯?朱汉强认为,既然那么多人愿意在家做饭,我们更该持续“深耕”,强化人们不点外卖的行为。

抗疫时期,人们逐渐转换卫生习惯,普遍认为一次性=卫生。朱汉强反思,减塑行动必须加强针对卫生习惯的环保论述,例如,抗疫要注重卫生,也要不忘环保。在国外,众多医生倡议自己带饭,自备餐具,因病毒在塑料表面存活时间较长。再者,一次性实际上并不等于卫生。“卫生餐具是否真的卫生?有人做过实验,一次性木筷子掰开后,横截面上布满了好似‘猴子的脸’, 这个吓人画面,过去被歪曲说成是制作过程中经过漂白剂和双氧水清洗后留下的凹洞,‘成功’吓怕很多人,从而弃用一次性木筷子。”朱汉强并非要误导大家,而是借这个例子告诉大家,好的影像或者创意,可扭转论述,抗衡刻板印象,值得多思考,否则下次疫情重临,我们还是会被“一次性 = 卫生”的论述打得死死。

不仅如此,后疫情时代产生的“洋垃圾”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发达国家因疫情产生的数以万吨的低端废塑料,将会被“投放”到发展中国家。做好垃圾的“内循环”,减少废品出口,同时拒绝“洋垃圾”,也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守护本国环境的重要一环。

做个“聪明”的消费者:生物可降解塑料不能“一劳永逸”

最近相当热门的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环保表现又如何?结果可能会让期望通过购买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一劳永逸”的消费者们有些失望。虽然目前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相比普通塑料制品要环保,但如果无法配套相应的细分标识、妥善收运和处理环境,生物可降解塑料的环保效应将会被大打折扣。

什么是生物可降解塑料?季君晖介绍,生物可降解塑料指的是废弃后能在环境中自然降解为环境无污染的小分子的塑料。来自绿色和平东亚分部的调研员贾柊楠提醒,生物可降解塑料也不代表任何环境下都能迅速降解,如果环境不适合,它的降解也会十分缓慢。

在目前,季君晖认为,使用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是比使用普通塑料制品要环保的。但推广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有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个是要解决生物可降解塑料的标识问题,这个需要生产者负起责任,以及加强市场监管。另一个问题是,目前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比塑料制品贵两倍左右,但消费者买到的东西的使用价值和普通塑料相差无几。这将导致‘买单者不消费’的问题。希望政府在这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贾柊楠介绍,生物可降解塑料要彻底发挥效用,需要解决三个问题:能够区分,能够收运,能够处理。然而目前我们的可降解塑料标识分类、垃圾分类回收能力以及垃圾处理能力都无法跟上。贾柊楠引述绿色和平调查数据显示,近80%的消费者实际上无法辨识什么是可降解塑料制品,更无法辨识某个产品是光降解塑料制品、氧化降解塑料制品,还是生物降解塑料制品。而一旦生物可降解塑料无法被很好地区分,其回收和处理便无从谈起。

来自Change-Markets Foundation的项目顾问George Harding-Rolls建议,如果标识不明,分类不清晰,匆忙推进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投入市场可能只会鼓励人们乱扔垃圾。也因此,贾柊楠认为,在目前的阶段,消费者最好的环保选择依然是少用一次性塑料,不管是可降解的还是不可降解的。

企业先行:快递行业交出成绩单,饮料企业急需意识提升

从限塑到禁塑,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利益相关方便是企业。企业不仅是生产塑料的源头,也是塑料消耗的大头。针对企业进行减塑倡导,什么样的方法才是行之有效的呢?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的创始人、理事长刘永龙介绍了如何通过监测品牌垃圾实现从源头上减少塑料生产的经验。品牌垃圾,即可被识别出品牌信息的垃圾。“总是捡垃圾是捡不完的。要从源头上减少。我们现在捡拾垃圾,有很完善的分类,但面对这些垃圾,我们找不到直接关联的人或者企业。品牌垃圾监测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帮助我们找到源头切入口,找到倡导的对象。”

仁渡海洋发布的《2019海岸垃圾品牌监测报告》显示,在所有品牌垃圾中,酒水饮料类的品牌垃圾件数最多,为3966件;而这其中的品牌个数合计543个。排名第一为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怡宝”品牌,件数为473件。其次是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康师傅”品牌,件数为461件。

刘永龙认为,摒弃“生产-消费-废弃”的线性经济转向可持续的循环经济,需要明确区分责任,并履行责任,需要消费者、企业、政府、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并共同发力。

快递行业的塑料包装绿色化也在近年被反复强调。自2017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频频对快递行业的绿色包装出台标准、指南和要求,2020年更发布了《邮件快件绿色包装规范》。

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的减量化、绿色化、可循环行动效果如何?来自摆脱塑缚的项目专员杨启平介绍,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总结会议,到2019年年底,我国快递全行业电子运单使用率达到了95%;50%以上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到70%;邮政快递在1万个营业网点设置了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目前,各个快递企业包装绿色化行动的成效差距较大,杨启平表示,他很期待国家邮政局等相关部门能够制定更为详细的行动指标。同时他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推动企业加强信息公开,以更好地评价成效,及时对企业提供更细致的支持,真正达致快递行业包装绿色化的共同目标。

快递行业的可循环行动离不开可循环利用的快递箱。传统包装箱的二次回收利用率低于10%,灰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由此入手,创新性地生产了一款完全不使用胶带和胶水的绿色循环容箱,不仅可以提高回收利用率,也彻底免除了胶水和胶带的使用。而为了提高循环利用率,灰度环保以租代售,且通过使用唯一码、RFID电子标签器件, 实现了有效的耗材数据化运营管理及盒?自身的生命周期管?。目前灰度环保已投放了123.2万个绿色循环容箱,相当于节约了1819.8万个包装纸盒的使用。

塑料包装生产大户——饮料企业表现又如何?George Harding-Rolls所在的Change-Markets Foundation调查了中国的四家知名饮料生产商——娃哈哈、农夫山泉、怡宝和康师傅。他们发现,四家企业均避开了塑料垃圾这一话题,都没有将减塑纳入自己的产品生产体系和企业责任实施计划中。另外,像雀巢、联合利华等跨国企业在国内也未见有相关实质性的行动。

从2017年开始,塑料容器消费押金制陆续在部分国家和部分地区如立陶宛、德国等试行。几年内,大部分的系统可达到90%以上的塑料容器回收率。George Harding-Rolls介绍,海南省曾在《海南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实施方案》中明确探索在饮料瓶等一次性塑料标准包装物领域推行押金回收制度。但最终,押金制的实施不了了之。George Harding-Rolls分析,这可能与相关行业的反对有关。未来押金制在中国是否可行,如何实行,还有待进一步推动和研讨。

“未来可期”的净塑城市

数据显示,全球有55%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截至2018年 ),预计到2050年会增长至68%。在发展中国家,收入与塑料消费之间存在直接关联。平均而言,城市地区的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地区的10-20倍。塑料经济中,消费端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一个健康的城市,如何设计它的塑料循环体系,如何教育它的市民成为环保的支持者?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海洋保护项目专家杨松颖介绍了他们的“净塑城市”行动案例。“净塑城市”是一个从城市角度解决塑料问题的知识共享平台,各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协作,致力于无塑海洋。

“净塑城市”如何实现?让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海南。2020年3月27日,三亚市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签署合作意向书,正式成为中国首个加入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净塑城市”倡议的城市 。三亚市的净塑重点放在了净滩和生态环境保护上,从2020年9月至2022年9月,三亚市将执行城市及试点区域行动计划,目标是在2022年有效减少试点区域30 %塑料污染,并总结经验模式,打造最佳实践案例。

除了消费端,我们更应该关注从源头解决塑料废弃物与污染问题。来自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中国塑料项目负责人王韧认为,新塑料经济会是未来的答案。王韧介绍,新塑料经济将循环经济原则引入其中,具体表现为“设计为循环、将产品和材料留在经济当中、重建自然体系”,主要通过“源头减免,创新和循环”实现。其中,上游创新是关键,需要重新思考产品、包装盒体系。而源头减免是相对容易实现的。“我们能看到,创新性去除包装这一环目前已经有了很多新产品出现。如制作成固体的洗发香波,已经不需要塑料瓶。可食用涂层替代保鲜膜也已经运用在蔬果保鲜环节。”

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限塑的时代。在新冠疫情的突袭下,全面限塑面临的新挑战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应对。而全面限塑,并不意味着可以马上全面替换生物可降解塑料。要充分发挥生物可降解塑料,离不开对前端生产的标识细化、消费中的标识普及、以及消费后的回收与堆肥处理的完善。全面限塑,对政府是势在必行,对企业是巨大挑战,对民间组织则是巨大机遇。如何抓住限塑契机更好地进行减塑倡导,“净塑城市”和“新塑料经济”理念将政府、企业和公众一同纳入,或许能够探索到通向没有塑料污染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