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RFID国标过去历史的人恐怕难以想像，表述清晰、简单的一条原则竟是RFID国标之争的焦点。
在今年三月召开的两会上，59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关于国家强制性标准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NPC）的推广应用工作必须立即恢复的提议案》，提案中写道：国家信息安全高于一切，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将近60位政协委员联合署名、提交一份议案，这一幕在两会上并不多见。
人们想知道的是，在提案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
缘起NPC
时至今天，李西平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是RFID国标的捍卫者。除了“中国RFID标准工作组数据格式组副组长”这个有些拗口的头衔，李西平还有一个为人所熟悉的身份，那就是商人。他曾经在香港商界打拼过15年。
2001年，李西平迎来了一个重要投资项目。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现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前身）的人主动找到李西平，想拉他一起合作搞一个大项目——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简称NPC）。
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标委）的直属单位。1991年，中国加入国际编码协会，由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下属的物品编码中心推广条形码。但是条形码只有码号没有产品信息显示，只能在企业内部实现管理功能，不能实现产品信息的共享，并且由于编码资源不足，只容许有限的企业注册使用。
国标委由此决定研制一套中国自己的全国产品统一代码。2001年，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开始着手NPC的研究工作。项目需要资金投入，中国标准研究中心找到了李西平。当时李西平为北京鑫运通信有限公司董事。
李西平觉得这个项目很有前途，而且利国利民。“在NPC推出之前，国内各政府部门一直是‘万码奔腾’，各部门所使用的编码码位不同，编制方法不同，数据库功能也不同，全国不统一，造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李西平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李西平所在的鑫运通信公司认为投入大笔资金去做NPC要冒很大风险，不过这没有动摇李西平的决心，他辞去了鑫运的董事，另外找投资方共同组成了一家新公司——北京鑫科运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02年初，鑫科运通与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2月9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复同意成立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以推动《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编制规则》国家标准的贯彻实施。
2002年9月，中国标准化研究中心、北京鑫科运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东方捷码科技开发中心三方为共同发起人，注册成立“中标全国产品统一代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标公司）。北京鑫科运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占50％股份，中国标准研究中心占30％，北京东方捷码科技开发中心占20％，后两家股东实际控制者为国标委。李西平任中标公司总经理。
中标公司以独立法人身份市场化运营，它的业务是负责NPC的推广、注册与管理。不久之后，国标委下文，同意中标公司使用全国产品统一代码管理中心名称。李西平记得当时有一个“官督民办，市场运作，政府启动”的十二字方针。
“当初我们在研制NPC的时候，就确定了NPC今后的载体是二维码和电子标签。二维码用于低端产品，是电子标签的补充，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李西平解释了NPC和电子标签的关系。
代码管理中心也即中标公司最终完成了NPC的编制工作。2003年2月11日，NPC被正式颁布，标准编号为GB18937，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为了推广NPC，代码管理中心发展了6家代理，之后这个数字增长到14家。据李西平介绍，本着十二字方针，NPC的研制、推广没要国家一分钱，中标公司为此花费巨大，代理商们的投入也相当大。
作为NPC的载体，电子标签的标准制订工作随后启动。2003年11月，国标委下文，正式批复成立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该工作组由中国电子标准研究院的王立建为组长，李西平等三人为副组长，秘书处设在代码管理中心。
2004年1月30日，在中国电子标准研究院的大会议室，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正式宣告成立。工作组由信息产业部、国标委、代码管理中心牵头，几十家微电子企业共同参与。据李西平回忆，标准组的势头非常好，第一次开会，准备了四五十人的座位，结果到了100多人，会议室挤得满满的，连走廊里都是人。“我记得当时相关领导说了，我们做了这么多标准，还从来没有一个标准是这么火。”
NPC顺利推广，电子标签工作组正式成立、红红火火，RFID国标的制订工作是如此顺畅，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完美。
EPC与NPC的斗争
事实上，NPC和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的好日子没过几天。NPC只推行了一年多时间，就被喊停了。
2004年5月，国标委下发国标委办（2004）44号文，撤销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中心，整顿中标公司，之后将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管理工作统筹纳入物品编码中心管理。李西平认为NPC之所以只推行了一年多，就被叫停，其中的转折点就是EPC进入中国。EPC是由美国的“EPC （电子产品代码）环球协会”提出的电子产品编码标准。EPC globel作为EPC的推广组织，迅速和条码组织——国际物品编码协会EAN和美国统一代码委员会UCC合并。之后，由EAN与UCC正式接管EPC在全球的推广工作，凭借以前条码铺设的渠道大力推进EPC。条码已经在全世界推行了数载，根基深厚，EPC借力条码下的江山，自然风头强劲。
EPC随后把脚踏入中国。之前，国际物品编码协会EAN已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在推广条形码上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现在，ENA再来推EPC，在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看来顺理成章。
2004年1月，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成为EPC global授权的、国内惟一代理机构，负责EPC的注册、管理和业务推广。EPC在中国发力与NPC的推广在业内人看来势同水火：电子标签的代码只能有一种，如果NPC推开来，EPC在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EPC长驱直入，NPC只能怆然消失。“物品编码中心是推广EPC的，现在却把NPC交给它来管，后果可想而知。”李西平说。
从2004年初开始，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和中标公司开始各唱各调。2004年4月和10月，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一年中先后举行了两届国际EPC与物联网高层论坛，为EPC在中国的推广造声势。另外，由于NPC和条形码的赢利方式都是向企业赋码，物品编码中心的分支机构设在各地的质监局，从2004年初开始，陆续有地方质监局对NPC推广有意见，并反映到国家质监总局，而国标委正是质监总局的直属行政事业单位。
由不同标准路径导致的矛盾在2005年5月8日最终爆发。当天上午，中标公司召开董事会，通过一项决议：撤销李西平总经理职务，同时宣读国标委高新（2005）29号文，大意为，中标公司的一家代理机构涉嫌违法，中标公司管理失责，不适合继续管理和维护NPC；经研究决定，将原中标公司拥有的NPC授权转交给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当天下午，来自中国标准研究中心的董事安排员工交接工作、查封账户。
“这口气你咽不下呀，我们的中央数据库建好了，整个程序、软件开发都弄好了，NPC正式向社会推广了。这时EPC进来了。”被撤职后的李西平现在说起这件事，仍有一万个不甘心。
对此，国标委和物品编码中心有自己的解释。在接受《商务周刊》记者采访的时候，物品编码中心技术部主任李建辉曾说过：“虽然EPC在2003年11月才成立，但已经在美国经过多年的研发，并在实际商业需求的基础上经过无数次的测试和调整。因此，从条形码可以顺利地过渡到EPC。反过来看，NPC要与电子标签相结合，首先要有大量的基础研究，而且要有各种技术测试。” 李建辉进一步表示：“NPC怎么样保证大多数企业都愿意放弃EPC而使用NPC呢？如果让国内的企业放弃EPC而选择NPC，那么至少要保证NPC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系统，或者有技术上的先进性，但现在显然不是这样。”
NPC被喊停，当初的14家代理也损失惨重。实华开是NPC最早的6家代理之一，中国RFID产业联盟执行秘书长、实华开公司副总裁欧阳宇介绍说，当时为了推广NPC的业务，实华开招了30多人，投入了七八百万人民币，整整一年，NPC业务就没有什么进展。这七八百万最后全打了水漂，当初招的人也全解散了，七八百万对当时的实华开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投资者问我，你当初说的多么好，中国每年有多少亿的市场，做NPC的服务每年能收入多少。现在一个子儿没见，还白扔这么多钱。我没法解释，只能说这个项目上面又不让做了。”
不久之后，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的使命也随之终结。2004年9月，国标委发布《关于暂停“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由于电子标签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机构之间工作重复，为确保协调一致，现暂停“电子标签国家标准工作组”的相关工作，待重新整合后再开展工作。成立半年多的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宣告解体。
欧阳宇曾亲身经历过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从成立到解体的全过程。他告诉记者，当年的标准工作组从成立到解散只开了两次会。第一次会是各企业成员介绍一下各自的情况，比如在电子标签技术方面有什么成果，第二次会则讨论了如何把ISO一些现成的标准转化成国内标准，超高频的部分还没来得及讨论。
作为当年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的组长，王立建在看到标准组被暂停工作的通知时，感觉“莫名其妙。” 至于NPC的“突然刹车”，王立建表示，NPC是我们自己搞的标准，主管部门也在强力推，但突然一下子转过来了，这种改变是怎么来的？“已经投入资金去办一件事，有关部门在推，相关文件也有了，那我们就干吧，但是突然一下刹车了。我感觉这行为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王立建提到NPC和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的夭折，连说了几次“应该反思”。
提到NPC的遭遇，欧阳宇告诉记者：“这里面也有中标公司自己的原因。比如他们推NPC的时候，没有很好地协调代理商之间的利益，出现过两家代理商同去抢一个地方市场的现象。这样的话，NPC在陷入被动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代理商们的鼎力支持。”至于NPC的技术问题，他表示：“客观上来说，技术方面，NPC比条码先进了一点儿。最主要的一点是NPC不用给国外交一分钱，而条形码每年要给国外交钱，要花大量外汇，包括以后的EPC以后也要给国外交钱，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李西平向记者讲解目前数据格式组提交草案中的编码原则
作者：刘军
两个标准组
NPC倒下之后，反对照搬EPC作为我国RFID标准的声浪却起来了。反对意见很集中：一是如果全盘照搬EPC，除域名费用外，中国企业每年还要向美国交纳大量的信道通讯费用。其中，在EPC网站上注册一电子标签号码每年收0.5万至4万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每年将有数以千亿计的资金流到美国；二是由于根服务器（中央数据库）在美国，我国企业的商品信息——包括产品产量、进货及销货渠道、生产成本等，美国EPC Global 公司可以了如指掌。这将给我国带来严重的安全信息隐患。
有人曾算过这样一笔账：按照中国有6000万户大小企事业单位、个体业主和具有商业行为的自然人计算，即便EPC每年平均收取1万元人民币，那么这个费用就将达到惊人的6000亿元。
前段时间，沃尔玛的有关负责人访问中国，跟王立建聊起EPC收费的事情，说EPC现在经济上也比较困难，等推广开来之后收费可能会下降。王立建问能下降多少，沃尔玛的人预测了一下，说怎么也会下降一半吧。王立建笑了：“即使下降到1/10，我们每年也要交几百个亿啊。”
2004年6月30日，国标委发出邀请函，邀请信息产业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国家众多部委业务司的领导参加EPC和物流网指导小组。信息产业部用特急函回文，指出如果全面照搬EPC的标准，不仅会给我国带来严重的信息安全隐患，同时EPC中所含的知识产权问题也会对国内企业形成桎梏。
据李西平透露，在2004年8月，由十几个部委参加的电子标签标准研讨会上，几位发言人痛陈全面照搬EPC的弊病。
对于NPC的支持者们来说，NPC被停掉之后，抗争的行动从未停止。这些抗争逐渐引起了原来对NPC不熟悉的人的注意。今年三月份两会上的提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体现。
同时，相关的研发工作仍在进行。上海通用化工技术研究所所长谢建平一直致力于十进制网络的研究，2005年，他领导的十进制网络工作小组在NPC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中国RFID标准方案——《DPC与商联网白皮书》。DPC标准最初在广东试用，如今已经在上海落地。提起NPC的夭折，谢建平不无遗憾：“当初NPC和EPC打仗，我是有想法的。如果当时早几年把NPC编码和网络结合起来，NPC就更完善了，那就不至于让EPC钻了空子。”
新的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也重打旗鼓另开张。2005年12月，在北京友谊宾馆贵宾楼，重新组建的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举行了成立大会。这次的牵头人是信息产业部。
“信息产业部出面来做这件事情，是很让人欣慰的。”李西平欣慰之余，仍有担忧：信息产业部制订的是行业标准，制订出来之后要去国标委报备、取得标准文号。“根据法律规定，国家标准出台之后，行业标准自动作废。只有国标委有权力制订国家标准。”
在他看来，这种状况导致很多企业采取观望态度。目前，中国做微电子的企业成千上万，标准工作组内的成员只有100左右，大部分企业态度还不明朗。
再有，就是标准工作组经常邀请业内专家献计献策，但有的专家难免会有疑问：“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不是被停了吗？你们现在又在做，是怎么回事？”李西平很无奈，这些事情一句话两句话很难解释清楚。
标准工作组目前的状况是，截至今年4月底，已经共收到27份标准制定草案。6月，工作组将向主管部门上报标准制定工作计划。
NPC也迎来了转机。今年4月26日，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主持召开了NPC国家标准修订工作会议。时隔两年后，NPC终于等到了起死回生的机会。但是所有支持NPC的人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物品编码中心的NPC标准修订讨论稿泼了一盆冷水。
在第一条“范围”中，讨论稿明确写着：“本标准适用于不参与国际贸易、不进入商业流通的产品与服务的有关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不适用于商品条码编码所适用的产品和服务的编码。”
“这等于给NPC关了禁闭，在不适用条码的情况下，再用NPC。”李西平说。王立建则表示，从现在修订稿文本草案看，NPC基本就没法用了。
修改稿草案还把NPC由国家强制性标准改为推荐性标准，同时去掉了“全国产品与服务统一代码编制规则”中的“全国”两字。这些都引起了NPC支持者的不满。
目前，关于草案的修改意见已经反馈给了物品编码中心，最终的修订稿还没有出来。记者致电物品编码中心，他们以“目前NPC标准还在修订中，不方便接受采访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RFID产业联盟秘书处刚刚搬入新家
欧阳宇目前正致力于中国RFID产业联盟的发展
技术之争，市场之争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所有支持EPC或者其他国外标准的声音中，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中国要制订自己的标准，那么技术上相比国外将差很远。
谢建平听到记者说有人坚持认为中国RFID技术比国外落后20年，语气变得很激奋：“不可能。你把美国现有的东西拿来跟咱们的比一比，谁的先进？谁拥有专利权，特别是电子标签编码和网络的结合上面，现在就可以比，比三项：一比发明专利、知识产权；二比理论基础；三比应用范围和市场化的概念。实际上美国EPC在中国只可以做研究应用，如果涉及市场应用将会侵犯我们的专利权，没有中国专利权人同意，EPC根本不可以在中国大规模推广，我们讲的都是事实。”谢建平率领的研发小组在1998年就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申请了相关专利，并在2002年就拿到了编码和网络结合的专利权。
有业内人士指出：RFID技术并不深奥。自动识别技术十几年前就有了，只是最近几年才有了突破性发展。中国即使与国外有差距，差距也不大。国外可以把芯片做到一个米粒的1/100，即使我们暂时做不到这个水平，也不影响电子标签在中低级产品中的应用，可以先在中低级大量推广，然后再发展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技术。
“如果不把产业的舞台留给我们的民族企业，到最后会发现我们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是商务部某负责人在RFID国标研讨会上的发言。李西平把这句话一字不错地转述之后，无比痛心地又加上一句：“我们犯过的错误还少吗？随便一想就能想起几十个例子。”
当然，正面的例子也有，那就是被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的IC卡国标的制订，而这个项目当初正是由RFID标准工作组组长张琪主抓的。
第一代身份证推出之后不久就发现了弊端，无法自动识别，那时也可以推二代身份证，包括公交IC卡，但那时推就只能全部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因为国内的产业链还不成熟。
那时，金卡工程组不断组织人去国外考察、学习，了解国外先进技术。直到最近几年，国家才开始推IC卡。“我认为这对进度的把握很好，等民族企业已经对国外的技术充分理解、吸收了，有了自己的产业链、生产规模和技术，才开始推IC卡。这次政府启动，真正受益的不是外国企业，而是我们国内企业，这是很扬眉吐气的。”
目前，近百家企业参与了电子标签标准工作小组。李西平认为企业参加标准组，可以清楚标准制订的进度。不至于突然发布标准，企业反应不过来，那样就给外国企业留下了机会。“对于国标的制订来说，IC卡的成功经验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企业不断在跟、在投入，一旦条件成熟，国家一声令下，大家一下子就做起来了。”
目前，全世界很多国家也在积极制订本国的RFID标准。日本推出了自己的UID标准，韩国、德国、法国的标准制订都在进行中。“我和日本、韩国同行们交流，一个共识是首先要有自己国家的标准，然后才是兼顾别人，包容其他。”李西平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王立建，这个在各种标准的起草、讨论、制订中摸爬滚打了数十载的老工作者告诉记者：“我们会全力参与ISO标准，但ISO标准不能代替中国标准，国际标准大家谁都可以参与，但是只有你自己的标准才能代表你的利益。”
王立建不无感慨地说：“我觉得有位老领导的话说得特别好，前任科技司司长徐顺成说过，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我们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你想想，十三亿人的标准还不是国际标准吗？”沃尔玛曾经要求中国的供货商全部采用基于EPC标准的电子标签。王立建的看法相当尖锐：“沃尔玛有1/4的东西采购自中国，1/6购自温州。如果我们不使用EPC，它会不会就不从中国采购了？去别的地方采购，它的成本就上去了。”中国是制造大国、出口大国，但同时也是消费大国，谁也无法忽视一个13亿人的市场。王立建意味深长地说：“就看我们会不会利用这个优势。”
越来越复杂的标准
“一流企业抓标准”。这句耳熟能详的论断时刻提醒着企业们要时刻关注标准、参与标准。事实上，围绕国标所进行的利益之争已经越来越趋于白热化。多因素纠缠在一起，成了国标制订过程中一个又一个难以解开的疙瘩。“标准是各种因素综合产物，我们很多标准小组都有外企参加。现在制订标准，越来越复杂，考虑的东西越来越多。”王立建说。
“过去一个技术的成功推广、并形成一个产业，往往是三分技术需要七分协调，现在甚至变成一分技术和九分协调的比例。”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组长张琪在工作组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发人深省。这似乎是对最近几年一系列国标制订过程最精辟的概括、最生动的写照。
作者：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