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钱塘潮”袭来,带动了RFID、传感器、导航芯片等感知产业的发展,但关键技术方面如何“更上层楼”,则决定了谁将是胜利的“弄潮儿”。在近期发布的《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提及要大力攻克核心技术,其中感知技术包括在超高频和微波RFID方面,开展芯片、天线、读写器、中间件和系统集成等技术协同攻关,实现技术的整体提升;在微型和智能传感器方面,实现传感器的新型化、小型化和智能化;在位置感知方面,开展基带芯片、射频芯片、天线、导航电子地图软件等技术合作开发,实现导航模块的多模兼容、高性能、小型化和低成本。
经过这些年的历练,RFID、传感器、导航芯片等产业发展初具规模。RFID产业市场规模超过100亿元,其中低频和高频RFID相对成熟。国内有1600多家企业从事传感器的研制、生产和应用,年产量达24亿只,市场规模超过900亿元。同时,国内已经有若干家企业研发成功兼容GPS和北斗二代的双模导航定位芯片,在双模双通道射频芯片方面处在领先地位。
虽然取得了初步进展,但产业面临的困境依然横亘,仍需在标准和技术上寻求着力点和突破点。物联网发展的两大关键:一是解决空口技术——即如何进入网络的问题,二是标识——即在网络上怎么找到的问题。关键就是解决空口技术问题,我国一定要制定出自己的空口标准,而且是要基于自主知识产权。
由于传感器产品与技术的特征复杂,以及长期以来对行业重视不足,持续投入不足,使得国内传感器领域长期存在企业规模小、产业链不完善,导致研发投入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以及与其他行业相比国际竞争优势不突出等问题。国内传感器的技术水平比国外要落后10年,工艺水平落后15~20年,生产工艺装备水平落后20~25年,可靠性指标低1~2个数量级,综合性能指标落后5年以上。物联网所需的智能化、微型化、网络化传感器,需要与IC工艺、MEMS工艺紧密结合,充分利用IC的低功耗芯片设计、各种形式的封装、软硬件协同设计、大片集成工艺等技术的有机结合及应用,这也需要传感器制造企业和IC代工厂通力合作,从芯片设计到制备工艺、从产品开发到工业应用,探索出新的组织结构与模式。
最近,北斗卫星的持续“升空”为国内导航业带来全新的契机,众多企业正在加快布局。从关键指标来说,国内导航芯片的电流、面积还比较大,抗干扰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并且,国内芯片与国外的差距还在于国外早已将GPS射频与基带集成在SoC单芯片上,也将导航芯片与WiFi、蓝牙等集成一体,国内目前还处在比较单一的导航芯片阶段,横向集成比较少。为了解决射频芯片功耗、尺寸、抗干扰等问题,芯片采用130nm以下的CMOS工艺设计、芯片内部采用创新的低功耗设计方法、对目前芯片进行大量的系统性的自测试以及与多种多样的系统联调测试是十分必要的。基带芯片则要采取创新的架构和算法、工艺上采用小于90nm的CMOS技术设计以及考虑创新的低功耗设计。
在国内物联网基础产业还相对较为薄弱的情形下,政策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而《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一针强心剂,但关键是什么样的政策最有效果?为解决导航芯片业的问题,国家应该加大投入力度,要从原来的几百万元扩大到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这是解决核心技术问题的关键之一。当然,国家也可以不直接投入这些钱,通过制定政策的方式吸引更多的风险资金或更多下游厂家介入。比如,国家可以制定类似美国E911要求所有手机都必须携带GPS的政策,从而要求中国所有的车辆或手机等都必须配备北斗导航或定位功能,这可催生一个巨大的产业!这可能比国家单独投入资金会更有效。
在当前行业分散、企业弱小的情况下,应发挥政府协调和推进作用,并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把传感器真正作为信息技术三大支柱之一重点发展,从产业指导目录中单独列出来,而不是放在新型元器件目录下的分项子目录。同时,设立政策性专项资金,结合单位自筹等方式,在业内重点培养个门类传感器的领军企业,形成带动作用,产生示范效果。
现在企业投入资金之前,需要有明确的市场,看不到市场,看不到收益前景,企业就不会投入。所以,一是国家要有相应的政策和规划来引导和支持。二是国家相关的应用部门要明确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如果都采用国外公司的产品,国内厂商就没有动力去开发。这必须通过国家来引导、带动和支持,要采用国家项目的方式来推动应用,比如国家推动交通物联网、食品安全物联网等。
政策“到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发展自主标准才能使市场真正“为我所用”。RFID产业一定要建立自主标准,而不是走符合国际标准的老路,这是最关键的。我国从VCD到DVD,音视频企业几乎没赚过钱,虽然销售额很大,但利润率很低。企业的毛利只有几十块钱,而每销售一台,我们要给国外DVD机专利持有人15美元,原因就在于它符合国际标准。由于符合国际标准,我们每年要付所涉及的知识产权费将近5000亿元。在进行政府采购时,国家有关部门招投标的时候,如果不符合我国的标准,应该不允许采购,这是关键。
利好政策已经是“现在时”,但未来市场竞争更多是“链条对链条”的竞争,国内企业不能在等待中完成救赎,而是要重塑“使命必达”的自我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