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4日,中国的第一个物联网五年规划——《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由工信部颁布。
物联网被首度列入“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顶层战略部署之中。2012年,“十二五”开局后的第二年,也因此成为中国物联网整体实施的元年。
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物联网,一面面临中央到地方政府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型的理性成长时期;另一面,又面临核心技术滞后、应用和产业互动机制不明、商业模式不清晰等“瓶颈”,这使得物联网成长之烦恼如影随形。
在日前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时介绍道,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作为大力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物联网试点示范工作步伐加快。
政府工作报告附注:“物联网是指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它是在互联网基础上延伸和扩展的网络。”
在中国,知道物联网一词要追溯到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在深入思考未来经济发展问题。这一年的8月7日,温家宝在考察江苏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时,提出建立中国的“感知中国”中心,要尽快突破核心技术,把传感技术和TD(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3G系统)发展结合起来。
然而直至此次五年规划出台之前,中国因缺乏物联网的统一发展计划,地方虽然热情高涨,但是布局多有重复,资源难免浪费。这样的情况有望在今后几年得到改观。
发展阶段之辩
《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到2015年,将在物联网九大领域,建立物联网重点示范工程,培育和发展十个产业聚焦区、100家以上骨干企业,初步形成物联网产业体系,使物联网实现规模化应用。
这一次,中国的物联网国家战略规划与世界站在同一个时间窗——2009年1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把“宽带网络等新兴技术”定位为确立美国全球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其中,鼓励物联网技术在能源、宽带与医疗三大领域的应用;同年,欧盟执委会发表物联网行动方案,日本战略本部颁布了新一代信息化战略“I-JAPAN”战略,提出到2015年,通过数位技术达到“新的行政改革”;韩国也在这一年出台《物联网基础设施构建基本规划》。
《规划》出台次日,市场反应强烈,物联网概念板块纷纷飘红,广泛应用之说甚嚣尘上。对此,也有专家呼吁,应理性看待物联网成长,“十二五”这五年对于物联网这一新技术来说,仍然处在探索阶段,技术研发是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广泛应用之说为时尚早。
“‘十三五’时期,才是物联网大规模应用推广,相应的信息化机制体制建设时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副主任李广乾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面对“十二五”时期物联网发展阶段的争论发表评论,认为“十二五”时期中国物联网还处于探索阶段,从国际上来看,经过2020年前后的过渡阶段,即科学实验阶段,物联网真正成熟应该要到2020年之后,也就是说,这之后才是全面推广和应用阶段。
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杨光之也认同这一看法,他告诉本刊记者,2008年是概念传播阶段,2012年是探索阶段。《规划》的出台,必将增强技术层面信心,“我们现在最有的是信心,最缺的是技术,在技术、标准方面都需要大力发展。”
缘何未提产值目标
《规划》提出,力争到“十二五”末,初步完成产业体系构建,形成较为完善的物联网产业链,初步形成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物联网产业体系。然而,只字未提“十二五”末产值目标。
《2010~2011年中国物联网发展年度报告》曾预计,到2015年,中国物联网产业将实现5000多亿元的规模,年均增长率约11%。
美国权威咨询机构FORRESTER预测,到2020年,世界上物物互联的业务,跟人与人通信的业务相比,将达到30比1,因此,“物联网”被称为是下一个万亿级的通信业务。
物联网的产业规模究竟有多大?为什么没有提出目标呢?受访人士均表示,物联网的统计口径还存在较大出入,难以确定产值。
“5000亿元是偏保守的,有的说1万亿元,关键是统计口径的问题,什么是物联网产业,要把统计指标和口径确定好,谈起来比较有意义,所以这个数据整个来看还是雾里看花。”杨光之表示。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物联网分三层技术:底层是感知,需要连接传感器网、RFID(射频识别)等;中间层是通信网络;顶层是智能处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决策、控制等。这样一个复杂的产业链,统计口径也相应纷繁复杂。
“到底物联网要包括怎样一个统计口径和范围,这我觉得很重要。”作为物联网传输技术的权威人士,中国电信副总工程师靳东滨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按照工信部2010年认为的这个市场规模接近2000亿元的话,五年以后要达到5000亿元还是“有谱的”,7500亿元是属于高一点的预测值了。“没法准确回答,必须先明确统计口径包括什么,然后再统计产值。”
规划还需进一步完善
“《规划》中没有云计算的影子。”曾经在2009年首度质疑IBM“智慧地球”计划的李广乾表示,《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还需进一步完善。
他说,物联网以实现物物相联为目的,希望无数物体实现相互的信息沟通,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数据分析层的云计算技术,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跨越发展方向之一,云计算技术在《规划》中的“缺位”令人遗憾。
与云计算在《规划》中的缺位同样有些令人不解的是,《规划》对物联网定义的空白。
在欧盟2009年长达166页的《物联网战略路线图》中,本刊记者看到开篇第一章“物联网的构想”中,从物(things)到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的定义长达24页。我国《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只字未提。
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概念定义?杨冰之告诉本刊记者,“物联网定义有据可查的就有78个”。他说,由于各方利益不同,认识不同,导致发展中乱象不断,急需统一认识。
“你我心目中物联网都是不一样的。”杨冰之补充说,认识的错位导致中国物联网发展有失理性:第一,从产业技术到经济技术,很多人对物联网还处在一知半解的认识层面;第二,此次《规划》以及地方规划,都是将物联网作为产业发展,信心满满地做,但是究竟怎么落地不是很清楚,政策层面对产业链条的表述也不清楚;第三,企业和风投对物联网业的认识不清楚,而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不是改一个字那么简单;第四,大多数的物联网技术还在实验之中,成熟的商业模式很少,物联网应用模式比互联网复杂得多。
在采访中,本刊记者发现,在各地的物联网示范工程中,实际上技术不是一个主要问题,由于物联网具有跨行业和信息化的属性,横向部门间的横向协调能力欠缺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物联网的发展急需建立更加强有力的信息化综合协调管理机制。”李广乾建议。
与此同时,核心技术和标准的滞后,成为业内人士的忧虑。但是,多位受访专家表示,这一次的技术差距是可以追赶上的。
靳东滨告诉本刊记者,制约中国物联网的技术瓶颈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标准滞后,第二是核心技术落后于工业化国家,第三是运营模式。
“我们差在哪里呢?低端传感器我们已经很多了,包括国外的传感器,也到中国来加工。我们难在高端的现在落后,比如说RFID高频以下的我们能做,但是做微波的和超高频的就困难,目前正在研发;传感器也是,高精的传感器,还要依赖国外进口。”
“两化融合”的未来
《规划》公布不久,工信部批复广东顺德创建“装备工业两化深度融合暨智能制造试点”,顺德提出在智能产品方面将打造一批“无人工厂”。
制造业的无人化或许将为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提供一条路径。李广乾认为,智能化是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的必然途径,其技术核心无疑就是物联网,但要权衡好投入与产出,量力而行。
邬贺铨则指出,以前提“两化融合”还比较泛泛,而物联网是“两化融合”的切入点,可以大大促进信息化的应用。物联网大量的应用是在行业中,包括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医疗、智能家居等等。国家发展物联网的目的,不仅是产生应用效益,更要带动产业发展。有了物联网,每个行业都可以通过信息化提高核心竞争力,这些智能化的应用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