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红红火火的红包大战中有一种不和谐的尴尬，那就是红包遭遇陌生人的恶意盗刷。本是开心图热闹的事情，没想到却被陌生人搅了局。发展是硬道理，但“健康”“科学”也是保障发展的内在要求。手握移动互联网时代最热门应用“微信”的马化腾，也依然表示“面对移动互联网，谁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这一方面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瞬息万变，今天的产品，明天可能就是废品”，另一方面，安全问题也是让马化腾“晚上睡不着”的一件事。

　　“健康”发展存瓶颈

　　当前，随着智能手机为主的移动设备进一步普及，人们的消费、交易、支付习惯将越来越离开台式机和笔记本，移动支付的巨大发展前景是不言而喻的，市场蛋糕也将逐渐增大。而无论是支付宝侧重的远程支付，还是微信偏重的近场支付，都深刻冲击着传统零售支付体系的格局。

　　在移动支付领域，传统金融机构、银行卡转接清算机构、互联网公司等产业参与方都大力推动移动支付的普及，通过与打车、医疗、旅游、停车、便利店、订餐等日常消费类行业商户合作，来引导用户消费习惯逐步从P C 端向移动端迁移。此类业务在国内的典型代表有NFC 支付、二维码支付。

　　虽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创新，但是传统卡支付也呈现出移动化的新变革。例如，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支付便捷的是中国银联推出的“闪付”(Quick Pass)。“闪付”是一种非接触式支付产品及应用，持卡人在选购商品或服务时，确认相应金额后，用具备“闪付”功能的金融IC卡或银联移动支付产品，在支持“闪付”的非接触式支付终端上快速完成支付，无需输入密码和签名。这种特点满足了便利店、停车场、快餐连锁店等日常小额支付商户的需求。持卡人在麦当劳、星巴克、汉堡王和一些自助售卖机上都能享受到闪付带来的支付便捷。2014年，非接触式金融IC卡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同比分别增长1.1 倍和5.7 倍。

　　虽然手机支付发展如火如荼，但仍然存在制约移动支付普及化的瓶颈问题，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到了移动支付阶段，难以回避的就是安全问题。对许多消费者来说，支付安全性是其是否选择移动支付的核心因素。

　　其次，移动支付涉及的产业链环节尤其多，如银行、支付企业、软件厂商、手机厂商、运营商等。其中尚未形成有效、可持续、各方共赢的产业发展格局，业务模式与定位不清晰，导致了各类主体之间缺乏明确的权责分担机制，使得现有的业务拓展和竞争，往往停留在低水平的“跑马圈地”阶段。

　　最后，即便是诸多习惯于移动时代的人群，希望更多运用移动支付模式，但是还需要有支撑相关交易活动的环境。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应用场景，使得移动支付的进一步扩张受到约束。即使是作为行业领先者的支付宝，其应用场景拓展也还处于起步阶段，微信支付则更需要创新环境载体。

　　手机银行存风险隐患

　　● 直接风险

　　移动支付的习惯与文化不是短期内能够形成的，主要障碍仍然是存在潜在的风险与安全问题。

　　一则，手机病毒或木马的侵袭，或者支付软件自身存在的漏洞，很可能会造成支付隐患。同时，移动支付所追求的就是便捷的用户体验，甚至比互联网支付更加程序简易，这就降低了支付安全性，因为在支付环节中，便捷与安全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可能对资金和交易安全产生影响。在微信红包的使用中，过于便捷的移动支付认证与使用，同样也会有相应风险存在。当然，公众经常关注的，所谓手机丢失容易造成移动支付账户的损失，这也令人担忧。

　　二则，消费者信息的安全性同样值得关注，长期以来我国对于个人信息、隐私的保护机制都严重缺失，在互联网支付中已经出现过类似的用户信息泄露事件，而在场景更开放的移动支付环境下，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三则，由于移动支付的门槛更低，因此也会带来对灰色交易的担心，例如洗钱、腐败行为等。例如，预付卡、购物卡的出现，就曾经使人担忧其助长了隐蔽送礼、行贿受贿等行为，如今如微信红包之类的更便利的模式，似乎更易操作。当然由于处于起步阶段，这种影响还相对较小，同时也应归结于背后的社会和制度问题，但是毕竟在一定时期内不得不正视。

　　四则，无论互联网支付还是移动支付，某些出现的风险问题，都是源于支付消费者的安全习惯较弱，这也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而需要移动支付文化的逐渐形成。例如，在抢微信红包的热潮中，一些红包群里有人发出与抢红包极为类似的链接，但进入后却是商户介绍，更有甚者引发木马中毒。假红包虽然引发了用户对微信支付的信任问题，但却是与支付环境及支付安全习惯相关。

　　● 间接风险

　　移动支付还深刻影响着其他金融活动。金融学告诉我们，支付清算是金融体系最根本性的功能，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展各种资金配置等活动。同样，在所谓的互联网金融时代，许多创新都发端于支付创新。近年来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发展，引发了阿里小贷、余额宝等新兴金融组织或产品的兴起。P2P网络借贷和众筹融资的发展，背后也离不开支付结算环节的保障与创新。

　　同样，移动支付的兴起，也带来移动理财、移动财富管理的活跃。依托手机为主的移动渠道，已成为网络理财的主要模式，更多人已经开始关注手机上的财富管理，这给了用户更加便捷、直接、及时的体验。

　　如果深入剖析现有的APP理财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是传统金融产品与支付企业的结合，现在主要表现为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在带来投资回报的同时，更多是融合了消费支付功能，同时降低了门槛;二是传统金融机构设立的APP平台，进一步向移动端拓展，利用移动支付方式来沟通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等;三是新兴的P2P网络借贷、众筹融资等APP;四是某些非规范的、处于灰色地带的投融资行为APP，在披上“互联网金融”外衣之后，可能进一步赶上“移动金融”的时髦。

　　由此来看，不同移动理财模式的风险特征是不一样的，前两者相对规范一些，但在公众纷纷介入之后，也要更重视风险的提示，因为即使货币市场基金也不是无风险的，同时还要避免对收益率等信息的误导。对于第三种类型，其风险在于整个行业“良莠不齐”，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缺乏有效的监管规则。最后一种，则是民间金融“灰色成分”的变种，其风险不言而喻。

　　让手机支付更健康

　　移动支付涉及国际金融市场及国内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无论是从多边支付清算体系、欧盟区域支付法律安排，还是从国别监管实践来考察，我们都不难看出，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移动支付创新与发展，而且认为移动支付或将成为引领支付体系变革的重要推手。为此，各国在制定移动支付法律安排的内在逻辑起点是，在防止移动支付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与爆发的前提下，积极鼓励移动支付创新与发展。近年来，中国移动支付发展迅速，市场占有率稳步上升。可以预见，在中国，移动支付将进一步得到广大消费者的厚爱，而且在支付市场扮演的重要性将逐步放大。为防止移动支付滋生不可控制的负面效应，监管当局已经在不断针对其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以保证其处于良好运行态势。然而，目前我国有关移动支付体系的法律框架呈现以下特点：一方面，法律层次低，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人民银行制定的文件、指引或办法，其效力比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要低，更要低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另一方面，立法分散、多头立法，监管权力和职责都比较模糊，由此造成人民银行、银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多个部委都有监管权的混乱局面，不能形成有效的风险监管制度。显然，当下移动支付现有法律制度，远远不能保证中国移动支付清算体系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若不与时俱进，不仅将阻碍中国移动支付的发展与创新，而且必将延缓中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变革与发展。

　　对此，应该尽快推动相应的新规则建设，以功能与产品监管规则为核心，把不同类型的金融、非金融机构都纳入其中。据此来看，应该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传统的线上、线下概念，而是以支付媒介、交易清算流程来衡量。如移动支付按照过去的分法，既有线上又有线下，实际上却已经在融合，所以在其发展中肯定会遇到游戏规则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