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多地展开远程医疗的尝试，从远程端获得处方，似乎为零售药房和医药电商在处方药销售商带来一线突破。比如最近好药师获得武汉市中心医院门诊药房部分药品远程销售配送业务，而前不久阿里健康刚宣布武汉市中心医院入住天猫医药馆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然而，随着远程端的就诊量增长，处方外流对于零售端和监管方来说意味着两个问题。

　　首先，处方流出到零售端是否有可能降低药品费用是一个问号。从美国的远程医疗尝试来看，抗生素使用的比例非但没有降低，反而高于线下。这由两个因素引起。一是医生处于对病情缺乏把握增加广谱抗生素使用。二是病人主动要求医生开药。这两点都推高了医疗支出。

　　中国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病人可能引导医生开具过多的处方，而虽然医生可能不能直接获得外流处方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出于更为保守的估计有可能开具本身不一定需要的处方，导致费用反而增加。

　　第二个问题是远程医疗带来的部分处方外流能否意味着处方可以和医生的经济利益脱钩，从而带动市场化的处方药销售，为病人节省费用，有助于医保控费，这一逻辑链条是否能成立也是不确定的。

　　从目前的处方外流来看，处方开具者仍然是以点在发展，这是因为市场仍处于早期，要医院提供远程医疗服务，试点是一个机构一个机构在进行扩展。而对于处方的兑现者——零售端销售方，他们必须抓住和这些点合作的机会，而目前点少，销售者多，加上医院处方流出必然消耗一部分医生的经济利益，而点的稀缺性意味着产品销售者愿意牺牲一部分利润先进行布局，这中间就可能出现类似医疗机构从零售药房拿补贴这样的利益牵扯。

　　如果零售端通过协作模式与远程医疗服务方合作，在获得处方外流的同时在其服务的零售端给予医疗机构一定的分成，则意味着处方的去向仍和医疗机构捆绑在一起，只不过这种利益捆绑从院内转向了院外。而对于零售端来说，则意味着处方的通道成本，将不利于零售端将药品的价格调到有竞争力的范围，无法直接惠及病人，也无法为医保起到降低费用的作用。

　　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的力度和未来第三方药方管理是否可能出现，成为介于处方开具者(医生)和产品销售者(药房)之间监管者。对于监管者来说，处方流出意味着需要更加精细的监管手段，通过独立的药方管理机构PBM，严格审查药方的必要性，是否与病人的病史和疾病症状相符。这一点将有助于解决第一个问题中滥用抗生素和过度开药的问题。而对于第二个问题，PBM可以通过屏蔽处方来源的办法让零售端无法直接追溯处方到某一医疗机构，从而切断之间的利益链条。这样将有利于处方药在零售端的价格回归市场，有利于患者，也有利于医保对费用的控制。

　　不过，要建立处方管理体系并非易事，首要条件是打通医疗数据，让电子病历与个人捆绑，而不是局限在医院机构的孤岛里。仅这一条件执行起来就耗资耗时，挑战极大。第二个条件则是建立精细化的处方管理模式，用自动筛选和手动审核两个方面过滤不合理处方或有误的处方，这个系统的建立需要大量用药数据经验，也是中国目前缺乏的。

　　总结来说，处方外流对于零售端是利好，也需要时间去慢慢经营，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如果缺乏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处方管理机构，将很难监管药品的滥用以及切断服务方和零售端之间利益牵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