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动机

　　近日，“公民信息一卡通”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这是4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公布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中的一大亮点。

　　意见明确提出，中国将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统一共享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探索建立公民所有信息的一卡通制度。那么，何为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何为公民信息一卡通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对每个公民意味着什么？围绕这些问题，记者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展开了对话。

　　对话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王太元

　　记者　　廉颖婷

　　“公民所有信息”提法不能滥用

　　记者：《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中国将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统一共享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探索建立公民所有信息的一卡通制度。简单的一句话信息量很大，你认为要如何理解“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以及“公民所有信息”？

　　王太元：“公民所有信息”的提法不能滥用。文件所指的，应该是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所必须的信息，而不应该包括并非满足公共需求但却可以进行商业交换的信息，更不能包括关涉合法权益而公民不愿意透露的隐私信息；后两部分未必需要管理，即使需要管理也得立法规范，笼统提“所有信息”，就没法“把权力装进笼子里”了。

　　记者：也就是说，“公民所有信息”不能理解为所有信息，而应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所必须信息”？

　　王太元：对，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所谓基础信息，是公共管理各领域普遍必须的前提性信息，比如人的身份、住址、亲属关系等信息，是涉及人的公共管理都必须依据的信息，是个人信息的源泉与主干，是最基础的公民信息。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不可能容纳全国所有人的“所有信息”，甚至也不应该是全国所有公民的所有公共信息，否则，就不需要叫“基础信息库”了。

　　记者：近年来，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非常普遍，一卡通的使用如何保护包括公民隐私在内的信息安全？

　　王太元：首先，从立法建制说，公民信息一卡通必须排除非公共管理所必须信息，尤其是非公共管理所必须的隐私信息，不得采集、不得汇总到一卡通和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中去。例如，把公民所有信息都当做公共管理的天然对象，势必任意扩大信息收集范围、种类和信息处理、存储、使用的范围和途径，也就很难切实有效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其次，对一些泄露出去就会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公共信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公民个人不得拒绝提供，而依法主管部门有权普遍收集、处理和存储、使用，那就应当从管理技术防范、管理过程控制两方面加强对这些信息的保密、保安，特别是依法强化对接触、管理这些信息的公共服务人员和社会管理人员的相关法律责任。第三，要全面提高公民自身的信息安全意识和保护信息安全的能力，同时强化对个人信息管理使用全过程的社会监督，进而形成支撑个人信息安全、个人信息维权的良好社会环境，以防范和减少相关侵权。

　　社会服务和治理亟需“一卡通”

　　记者：有人认为，公民信息一卡通主要用于社保、医保等公共服务领域，你认为它与社会治安防控之间有什么关系？

　　王太元：关系太大了，甚至比社保、医保领域还大些。按照马斯诺的理论，安全需求是支撑人们满足其他需求的前提性需求：医保所保护的是人们自身肌体的健康，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保护人们免受他人侵害；社保所保护的是人们的未来发展，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所保护的是人们的现实存在。例如，十多年前我曾在一档电视节目里探讨过老人走失的事情，建议老年人随身携带方便辨认身份、联系家属的证件、卡片，方便他人送归家庭；再如，拐卖儿童是严重犯罪，但我们的居民身份证体系缺乏随行儿童与携领者关系的证明；再如，飞机为什么从来都实名购票？一旦发生事故，如何确认飞机上都有谁，如何善后赔偿？知道了这些，你就知道为什么火车也实名售票，也就会理解包括治安防控在内的所有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是多么需要“公民信息一卡通”。

　　记者：前一阵，“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的讨论，反映了大家很反感“证明”过多过滥的现状，公民信息一卡通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王太元：这件事正好说明公民信息一卡通的必要性，也证明只有全面实施这类制度，才能切实减少乃至消除这类“管理扰民”的问题。术业有专攻，公共服务的个性化，需要专业化；工作有分工，精细化管理不能繁文缛节，但确实也需要相应的依据；分工越来越细，管理越来越规范，需要的证明本来就该越来越多，问题就来了。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以前我们不断地精简机构，认为机构少了、部门少了，这类证明可能就少了，其实是“路子不对，努力白费”；反过来，如果我们一方面立法限制证明的滥用，一方面整合可用来证明的信息，同时把公民个人分散零星提供证明变成由公共管理部门统一提供证明，不就可以解决这类“证明难题”了吗？今后，“证明我妈是我妈”在户籍登记时完成，其他机构直接向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核实，不再烦扰你，证明漫天飞、甚至为开证明而贿赂管理者的事情，自然就没了。

　　信息整合将推进社会治理机制

　　记者：有评论认为，公民信息一卡通，最难的不是技术支撑而是利益调整。这真是推行这一制度的根本难题吗？该如何解决？

　　王太元：对这个问题，我有相近但不相同的看法：推行公民信息一卡通制度，技术支撑与保障，确实不是太大问题，而通过信息整合推进社会治理机制整合乃至体制变革，才是这一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是这项工作的重大长远社会意义所在。我认为，相关工作机制整合、管理体制变革本身，是问题的焦点和工作的重点，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利益调整”，把社会变革中不可避免的机制整合、体制变革简单归结为“利益调整”，甚至偏颇地归结为“部门利益之争”，是不全面、不严谨的，也是有害无益的，需要加以澄清和防范。

　　记者：你所说的“从信息整合走向机制整合乃至体制变革”，能不能讲得更具体一些？

　　王太元：社会活动、社会交往日益活跃，社会服务、社会治理日益精细，一方面是公民需要证明自身身份、提供相关信息的场合势必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管理方需要依法收集、存留、运用相关信息的场合也越来越多。在现行的分散、孤立管理的机制、体制条件下，这两个越来越多的必然趋势，既极大增加了公众办事的难度，也极大增加了诸多管理部门的工作量和复杂程度。

　　既然不能不要这些信息，那么，解决让公众与管理方双方都为难的诸多问题，就只能从信息整合入手，以公民信息一卡通和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为抓手，运用网络技术、信息科学实现这些信息在技术层面的整合。这需要做大量而细致的工作，但本身难度并不大。

　　信息整合之后，我们应当思考的是，既然这些信息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和信息科学系统整合、高度共享，又何必让公众继续在原有各管理部门之间奔来忙去地填报、提供这些信息呢？为什么不在相对集约的少数场合全面、系统地收集这些信息，从而极大减轻公民的“跑步运动”呢？伴随信息整合而来的，必然是各项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办事程序的整合，也就是人口基础信息收集、处理工作机制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事不再理，一错不再罚”，才能节省公众时间、精力和社会财力、物力，才能既强化管理、又便民利民。

　　伴随着信息整合、相关工作机制整合的，必然是部门林立、机构重叠的现行社会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必然是相关、相近部门和机构的融合、合并，必然是“大部制”行政改革的全面推进。也只有这样，提倡了30年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才可能真正科学、高效地建立起来。